思想者小传
　　石建勋　经济学博士，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东南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发表经济与管理论文百余篇，出版《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美国怎么了》等专著和教材16部。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省（市）部级科研项目。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应用经济学、国际金融等。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内容着墨不多，但我个人认为，金融改革可能是由　《决定》　所确立的16项、共60条改革中最难的改革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其一，金融改革涉及金融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之难，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生活资料价格改革，引起了抢购风潮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导致了倒卖批文的腐败。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使得改革有所迟滞，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二，金融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价格管控领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地上几乎所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价格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唯一价格还受政府管制的，就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最重要的，就是通常讲的“利率”和“汇率”的价格一直没放开，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还没有放开。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极具新意也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确立了今后的中国经济运行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对金融市场来说，这就意味着，要让市场对“利率”和“汇率”的价格机制起决定性作用。问题在于，“利率”和“汇率”价格如何实现市场化定价，改革程度应该有多深，企业是否有能力承受，金融市场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市场化改革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其风险和难度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金融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金融风险。若不能有效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就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如果说，30多年前，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物资极其匮乏、人民普遍贫困，由邓小平同志所主导的改革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尽快“把蛋糕做大”，因而有了著名的“黑猫白猫论”和“允许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那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物质已极大丰富，但贫富差距也有所拉大，新一轮改革恐怕还需要考虑如何“分蛋糕”，即如何追求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就势必带来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必须直面的若干难题：敢不敢、愿不愿意从根本上打破当前利益已被固化的制度安排；敢不敢、愿不愿意承担金融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　能否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来彻底规避和防范新的利益固化的形成。

　　改革虽难却势在必行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仍然是个“金融小国”。加上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虚拟化趋势加快，通过金融改革增进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匹配度迫在眉睫
　　虽然金融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风险非常之大，如果乱改革、瞎改革，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但是不改革更没有出路。如何看待当前金融改革的紧迫性，我的看法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仍然是个“金融小国”。从这个角度来讲，以金融改革促金融大国建设“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量是世界第一，国际收支上“双顺差”的延续，则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家。但严格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个“金融小国”：金融实力和影响力与经济实力很不相称，呈现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金融小国”的失衡状况。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国际化，我国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主要使用美元，交易成本高且受制于人；　由于在金融领域不具有定价权，目前无法轻易改变自己的汇率制度和利率刚性。这样的格局若长期不改变，由贸易大国地位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可能制约我们的经济获得持续增长，也使央行宏观调控政策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而且，更进一步而言，“金融小国”容易受制于人，不得不忍受被世界货币大国剥削、掠夺以及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势在必行”的原因来自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虚拟化趋势加快，通过金融改革增进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匹配度“迫在眉睫”。
　　多年来，我国一直给人以“货币超发”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不少中小企业到处喊缺钱。钱都去哪儿了？这其实反映出一个突出问题：大量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并未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一些商业银行纷纷通过贷款转让、票据融资、滚动签发承兑汇票等方式绕开银监会的存贷比考核，为争取下一个年度的信贷额度，季末和年终突击放款、虚增存款。这就使得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未能真正进入实体经济。据测算，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的18.3万亿元的天量信贷中，大约有4.5万亿元的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即使经过3年多的政策调控，目前仍有至少2万亿元的资金游荡在实体经济之外。另一方面，以股票、投资性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配置增长较快，成为社会资金的重要投资领域。
　　当以上现象叠加，实体经济回报率越来越低，大量资金囤积至投机领域，一夜暴富成为一种普遍的诱惑和追求，受到损害的却是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来看，完善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实力和能力，也是当前加快金融改革之所以如此迫切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如果市场定价机制长期不完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结构失衡，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因而，以金融改革，促金融资源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的配置“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制度缺陷会导致金融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失灵失效；资源向上市公司、国有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集中，而广大中小企业金融资源紧张，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当前，这方面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资本市场：股市的IPO改革了多次未见成效，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募集金额的“三高”现象愈演愈烈，通过发行圈钱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近年来管理层针对证券市场改革的重点施政方向，然而，无论是新股发行还是“僵尸”企业退市，现行制度仍存在诸多漏洞和弊端，使得财务造假事件屡禁不止。由于“老鼠仓”频发、“垃圾股”仍然大行其道，不仅让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金融改革面临新机遇
　　当前，人民群众对金融产品投资、消费和服务的需要日益增长，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与此同时，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不可阻挡
　　但必须看到的是，当前正在全面推开、不断深化的改革，已为这场虽难却势在必行的金融改革，提供了整体推进和配套改革的机遇。
　　大变革带来大机遇，全面深化改革是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金融改革也是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着力点。一方面，金融改革要为推进其他各项改革提供服务和配套；另一方面，其他各项改革，也将为加快推进金融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金融改革既要主动出击，也要借力而为、顺势而为；要在服务于整体改革大局的前提下，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金融产品多样化的要求将在更宽、更广的领域展开。这些新要求、新动力也将带动金融业更快发展。只有抓住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的机遇，加快金融自身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金融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当前的金融改革还面临两大新机遇——
　　首先，人民群众对金融产品投资、消费和服务的需要日益增长，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从客观上来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投资需求。“重融资、轻投资”的功能失衡现象，导致资本市场长期低迷。资本市场不仅投资回报率低，更有投资者屡屡被骗、被侵权，远离股市成为许多中小投资者无奈的选择。与此同时，民间资金可投资的金融产品不多，“中国大妈投资黄金被套”已经成为“国际笑话”。而近年来，从黄花梨木、普洱茶、大蒜、中药材等普通商品到古董、字画等艺术品，民间游资随便赋予一个概念，其价格都会出现飙升，投机盛行、泡沫泛滥。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渴求。而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在金融投资、金融服务方面的需求，不仅是金融业的责任，也是金融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其次，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个大趋势、大背景下，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新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国际化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金融业有望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不仅在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方面有所提高，在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实力和能力上也将更上一个新台阶。
　　当然，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才是金融的本质。近一个时期以来，在实体经济发展步履蹒跚之时，金融业却一花独放。应该看到，若脱离实体经济的扎实稳定发展，短期内，金融业或许可以出现“繁荣”，但“繁荣”也易成为无源之水。放眼未来，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便是正本清源，坚持始终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发展原则。金融业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率、提高金融自身的抗风险能力等方面肩负重要使命，因而，金融改革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宏观调控的需要，服从于国家的大战略、大目标。

　　改革的四大战略取向
　　要顺利完成“国际化”这一战略任务，中国金融业应当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区域，并以此延揽全球人才和科技资源，形成新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在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中，关于金融领域的改革，有一些新的提法与思路。我把这些亮点概括总结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四个战略取向——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市场化”战略取向。
　　《决定》将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作为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度的重要举措。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促进内外经济的均衡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也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利率市场化是货币领域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无疑将有助于发挥收益率曲线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利率类产品的定价基础，并促进货币调控工具实现从以数量调控为主到以价格调控为主的转变。
　　此外，《决定》　在市场化取向方面的另一大看点，是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决定》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是继金融“国十条”之后，进一步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对发展民间金融的支持。这一举措有助于逐步促进非正规金融体系的阳光化，弥补当前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同时倒逼银行业经营体制转型，提升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效率。
　　随着金融业门槛的降低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将为金融业投资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会，但同时，金融风险会加大。因此，《决定》提出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旨在有效控制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法制化”战略取向。
　　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没有法制保障的市场化是伪市场化，只能为弱肉强食提供掠夺财富的借口。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无不有着成熟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而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法律环境，不仅有利于优化金融运行的外部基础环境，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响金融安全运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核心作用，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决定》中对“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等举措的提出，无疑就是“法制化”战略取向的体现。
　　当然，为适应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必须制定与这些基本法律相配套的、更多的专业性法律法规和条例，制定和完善具体的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金融业监管办法。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各项监督措施在事前、事中、事后都落到实处。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取向。
　　未来，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经营、监管和风险抵御的能力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决定》　提出了“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实现金融国际化的战略任务。
　　要顺利完成这些国际化的战略任务，中国金融业还需要补一些“功课”。
　　首先，应当充分利用金融手段，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区域，并以此延揽全球人才和科技资源，形成新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二，在微观层面，应加快推进自贸区离岸金融创新业务的拓展，为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完善制度；　在宏观层面，应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构建一个安全与效率并重的国际化金融综合监管体系；　在国际层面，中国应当采取多种途径参与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多边规则的制订过程，谋求更大的国际金融监管话语权，同时加强多边、双边的国际金融货币合作与协调，促进人民币走出去，维护区域的金融安全与稳定，带动我国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
　　第三，加快培养和提升国际化风险监管能力。要在风险监控方面注重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控理念，打造国际化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努力使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与市场发展、业务创新水平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接轨。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大众化”战略取向。
　　金融改革的大众化战略取向，就是实施“普惠金融”。《决定》提出，要坚持民生金融优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让金融改革与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后进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发展“普惠金融”，旨在降低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开展多种融资方式，规范发展民间借贷，拓宽小微企业多元融资渠道，提升金融的社会化程度。这意味着，小额信贷、互联网金融等针对广大低收入、高成长群体的新型金融机构与模式，将迎来较大发展空间。相信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通老百姓将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投资机会。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4-09/13/content_159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