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前不久举行的关于历史建筑保护收藏的研讨会释放了一个“理解历史建筑异地收藏”的概念。如果此说法，被相关法律法规吸纳，或被各地行政管理部门再理解再发挥，这就犹如给杀死历史建筑的责任人颁发了免罪符，将是中国历史建筑保护的灾难和梦魇。
不可移动是历史建筑保护的底线。建筑不仅是建筑物，建筑有生命和特殊的品质。建筑和其他文物的本质区别，是在地性和整体性。建筑从现实使用价值，到历史景观价值，是一个历史长期演变的过程。经过岁月的洗礼，自然和人类共同营造了建筑与环境息息相关的现场气氛，人文气息和生活方式共同构建了人与建筑的内在联系和呼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有很强的生命感，“历史建筑中，留有某种生命和神秘的东西，暗示着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失去了什么？在日晒雨淋而留下的轻软线条中，留有某种人生的甜蜜和温暖”。（约翰·拉斯金语）。显然，建筑与特定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整体，其生命感正是建立在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现场环境的纠缠之中。一旦被搬离，其实就等于杀死了建筑，割断了它生命的延续能力，变成了一个死的盆景式古董。而搬走的也只能是失去了灵魂的躯壳，一个类似于标本的骨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历史建筑保护最大的进步，是从单体或静态保护，过渡到活性和片区保护，也正是为了保护历史建筑活的生态。
由此可见，历史建筑的原真性保护，是保护的最高原则，是所有讨论保护的前提。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过历史建筑被搬动的个案，比如，二战时波兰华沙的技术人员，为了让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免遭纳粹轰炸，按规格和标准拆卸保护；多年前，上海音乐厅因高架路修建的原地移位。这些显然都是特例，波兰案例是因为战争，属不可抗拒的原因；上海音乐厅移位，属于为市政重大建设项目让路。这些案例既不能作为异地收藏的依据，也不具有普适性意义，更构不成一个普遍概念。即使这样，波兰案例依然一直受到历史建筑保护学界的质疑，因为，战争中以这种极端方式保护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事实上，拆卸本身对建筑有一定的破坏性。因此，在我们今天还没有到达修路能为历史建筑让路，市政建设绕过古村落而去的保护境界时，面对历史建筑保护和处理时，更需要有严格的法律和法规的约束，需要国家标准和公正规范的程序。
试想一下，如果历史建筑异地收藏开闸，那将掀起怎样的破坏和掠夺的狂潮？因为城镇化建设和大规模城市改造，将会有无数的资本，以保护的理由，进行掠夺。当年八国联军是用枪炮和武力，抢掠文物，抢掠者有一条理由，就是这些文物在西方博物馆里会保护得更好。同理，现在主张异地收藏的基本理由，也是把历史建筑搬到一个更能保护好的地方去。只是前者用枪炮，后者用资本，性质都一样，是强盗逻辑。按此逻辑推理，由于经济水平和保护水平的落差，四大古都基本都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资格和能力保留属于这个民族或这个地区的历史文物，资本就有权力搬走这里任何历史建筑。这个打着保护的名义，实质是以对历史建筑和文化生态大规模破坏为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龙购买中国古建筑后转赠新加坡博物馆之举，一些收藏家以保护收藏的名义，把历史建筑从其出生和长大的土地上连根拔走，然后在异地建一个盆景式的“伪古董园林”，这些以破坏为前提的“保护”，保护者可能初衷确实是出于保护的愿望，但行为、程序不具有正当性，这种过度“保护”的结果，必然破坏了历史建筑的原生态，而且也伤害了城市和乡村居民普遍的历史情感。这种身首异处的“保护”，应该被严格制止，至少不应鼓励。而像乌镇这样的把古镇空置化，事实上被演绎成一个以保护的名义导致的房地产商业的盛宴。时间一久，单一的商业毕竟撑不起这个历史古镇的脊梁，因此，随后依然是以商业的方式开始注入文化和艺术元素。虽然搞得很热闹，也赚到了人气和票房，但古镇的历史风韵和原始生态已经荡然无存，灵魂和躯壳分离，它还是古镇吗？更加荒唐的是还有人美其名曰，把中国历史建筑捐给新加坡博物馆是为了弘扬中国建筑文化。有这样弘扬的吗？谁都知道，历史建筑只有在原生地和现场环境下，才能品出它的真味和神韵来。在交通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谁不想去现场感受历史建筑活的生态，而选择看一个死的假古董？
再说，目前所谓保护和收藏，历史建筑转让的价格和其价值严重背离，由于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的落差，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缺乏从国家整体上对各地历史建筑价值和价格评估的标准。（此处特别要指明的是，历史建筑除了与当地楼价趋于同步的物价外，它叠加的人文历史价值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经济量化。因此，历史建筑物价虽然与当地经济水平平衡，但又不完全与当地经济和收入水平画等号。就如世界上四大历史古都，包括南美非洲等历史建筑一样，其历史建筑完全与当地收入消费水平分离。）由于缺乏国家标准的价值评估机制，事实上，在历史建筑的交易上，资本就成了实际价格单一决定者。而这就构成了资本对经济贫困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二度掠夺。
因此，为了使保护更加规范有效，涉及重要历史建筑和成片区域保护和改造，政府主管部门和领导人决策前，应该需要一个符合要求的专家论证过程。由于各地区、各级政府管理水平和领导人素质存在很大的落差，也为了防止专家论证被资本和权力绑架，这个专家组的组建形式和论证过程应该极其规范和专业。在建立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在国家层面组建一个国际水准的专家数据库，有一定比例的国际专家参与。在省级人大或政协下设一个工作机构，接受各地需要论证项目的申请和操作。有项目需要论证就提交这个机构，机构按专业性分工，在数据库随机抽取论证专家。整个论证过程专家组是封闭的，都是无记名的。相关的政府机构和资本方都应回避。专家组以投票方式最终形成意见，论证意见将提交给人大和政协，这既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人大政协监督的依据。如政府决策实施中，需要对专家论证意见做实质性修改和调整，应拿出具体而有说服力的理由，专家组二次论证仍然走这个流程，而且应以第一次参加论证专家为主，以确保论证的连续性和严谨性。任何未经这个论证程序的改造项目，都属非法。
因为一个历史建筑或历史街区，虽然建筑物产权和使用权各有归属，但其公共资源和公共景观构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是归属于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所有人的。也就是说，建筑的产权和使用权可以转让和变化，但建筑的形态不能随意变化，要动用这些公共资源需要专业论证和公共性表决。这个真实有力的专家论证和与其对接的人大政协的监督，事实上，就代表了市民的意志，而且，这种独立而又权威的论证和监督，更能超越眼前实际利益，而放眼未来。
虽然，我们现在已是联合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第二，但现实中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仍不尽如人意。我们何时能摆脱以申请经费为目的的庸俗的保护观念，超越眼前的经济利益，回到理性有序的轨道上，以对历史对子孙负责的内心自觉，对历史建筑切实有效地进行保护？而这种期待每每遭遇“异地收藏”的残酷现实，不免有点悲哀。前辈们一再告诫我们，“建筑最辉煌的部分不是石头，也非黄金，是在于其年龄。作为人类长久的见证人，通过季节轮回、王朝交替、沧海桑田，把遗忘和随后的岁月彼此相连。”如果历史建筑无法原地保护，而必须被异地收藏，那我宁可看到它在自己的故土成为废墟，因为废墟和伪古董之间是真与假的本质区别。■（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11/04/content_83202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