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恩师李国豪校长离开我们转瞬已近八个年头了，但他的谆谆教诲、那慈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仍然活在我们心里。
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一天冬晨。我接听了学院朱院长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李校长昨天傍晚在华东医院谢世了。”恰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呀，毫无思想准备的我，当时最大的自责是在李校长最后的日子里我怎么没能前去做最后一次探望。这将令我抱憾终生、自责终生啊！除了马上电话宽慰师母林老师外，两天后，我赶到了设在桥梁馆的灵堂，面对遗像，泪流满面地深深三鞠躬；在龙华殡仪馆的大厅里，面对慈容，我以无尽的哀思，与到场的数千人一起，深切悼念着这位桥梁力学与工程界的伟大导师、同济大学发展光大的主要耕耘者和开拓者——李国豪老校长，愿他静静安息！
记得李校长已经连续三个年头在医院病榻上过春节（尽管天气回暖后还是回到家中静养），当时我脑海中也曾隐约感到有一丝不祥的预兆。这年春节前，我又一次想去医院问安，电话那边林老师说：“李校长身体恢复得还好，准备春节后天气暖和些就回家，现在就不要来医院了，李校长要陪着说话会感到吃力，等回家后再来畅叙吧。”就这样，那次通话竟成了与敬爱恩师的永诀！我深深悔恨着自己啊！
回忆起半个世纪来在与李校长许多交往中受到的教诲、鞭策和鼓舞，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我最早认识李校长是在1952 年初秋的一天早上。那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交大的土木系要合并来同济。我当时是交大土木系的秘书，当天随系主任杨钦先生（后来任过同济副校长）和全系教授大概十余人一起到同济来联系合并的事。李校长当年40 岁不到，是同济的教务长，他亲自率人在其美路（四平路）学校大门口迎候我们，并一起去到一•二九大楼会议室。同济人对交大师生过来表示欢迎和高兴，有关仪器设备（专业实验室）和图书资料等如何分割、转迁到同济，也都谈得十分融洽，相互谦让，只一个上午问题都基本解决好了，还在同济食堂吃的午饭。李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十足的学者风范，他是一位已蜚声国内外的桥梁专家，又正值盛年，言谈举止却十分谦和，显得特别平易近人。来同济后，在一次与我们青年教师的座谈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说：“大学毕业、立业之初的前三、五年，对今后一生至关重要，要养成勤勉好学的习惯，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钻研的能力；如果这个期间做不到，我看他以后也就难了。因为人总是先要犯手懒的毛病，不想动笔；再就是犯脑子懒的毛病，更又不想用心了。”李校长的警语说得多好啊。我们听进去了，也这样照着做了。数十年来，尽管年齿渐长而在治学上却始终铭记恩师教导，未敢稍有懈怠，今天才不致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喟。
1954 年，苏联桥梁专家斯尼特柯（И. Д. Cʜитко）教授以及道路、建筑施工、建筑工程管理与经济、建筑工程机械等学科领域的六七位苏联专家来校授课并培养、指导研究生。学校除了配备生活翻译外，还要有人担任专业翻译。我那时在学校负责工程力学方面两个大班的讲课，夜间在市内中苏友协俄语专修学校进修俄语，已有一点基础，就由李校长安排，与曹善华、赵骅、朱照宏、江景波等几位青年老师一起，要我承担桥梁专家的专业口译（上课和指导学科建设、培养研究生等）。这样，我改换门庭，承担起专家讲授的两门专业课程：“钢桥设计”和“桥梁施工组织与计划”的讲稿笔译和课堂口译。李校长亲自听课，基本上有专家讲课都会来，还对我翻译中有不妥切的地方，课后会一一向我指出。如此两年多下来，我在桥梁设计、施工和掌握俄语基础（阅读、写作和口语）等等方面都有了很大长进。这得感谢李校长的安排，给了我那次上好的学习机会哩！
几十年韶华流逝，而李校长在我个人成长的年月里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应该说是受益终生。在此我再次告慰李校长，学生会感恩戴德，永远铭记，终生不忘！
记得是1963 年秋吧，李校长召集徐植信、翁智远、朱伯龙、洪善桃、沈祖炎和我等人开会，说想与大家一起组建“结构理论研究室”（即现在结构所的前身），并想把主攻重点放在“结构防护工程学”研究方面。他说：“现在全国学界都在做结构抗震方面研究，我们不要赶时髦、随大流，我看结构工程防护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理论上也有深度，可以深入系统地搞。”因为我那时已奉调并负责在同济组建国内第一个“地下建筑工程”专业（也是李校长的主意），在地下核防护方面略有些基础，研究室内的第一讲就叫我说说核防护工程研究的重要性、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理论成果的工程应用等方面的问题。当时我们研究室的规模小，就上面说的几号人（那时大学还没有开始招收研究生），只在南楼楼下占用了一个大间，李校长上午10 时后总会从校部来研究室做学问。他安排的学术活动是每周一个下午，由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家轮流着讲；而他本人总是带头，每学期的第一周第一个讲。这督促着我们不敢丝毫马虎应付，每学期都该出新的研究成果并要在集体团队内宣讲。李校长也总是实打实，听完后就对大家所讲的阶段研究作点评，并提出不少中肯的指导意见，然后是互动交流。这使我们获益良多，几年来在结构防护工程力学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由李校长主编，我们几个参编，三年后还出版了一部《地下防护结构理论》的学术专著，并在《同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期专刊，还研制、添置了一套“结构模爆器”等大型试验设备。可惜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之初，由于李校长和我们几个都受到了“冲击”，造反派砸封了研究室，还说，“靠你们几个臭秀才，理论脱离实际还搞什么国防技术研究，就是该彻底给砸烂掉”。“文革”后，李校长还提出要想重振旗鼓，但他说单就搞一件列居全国先进水平的大型激波管就得上百万元，没有这么大投入的可能啊！后来，就成立了现在的结构所，所里仍设有“防护工程”研究室，这是后话了。
“文革”以后，李校长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文革”前是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怀着同济一定要振兴和大发展的心情，他第一次来我家中串门，要听听我们教师对学校大发展的意见。他问：“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要上去，你看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回应说：“那当然是人才，是学校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李校长十分同意我的想法，说：“学校就像京剧团，校长也就是剧团团长，我看同济第一位重要的倒不是我这个校长；京剧团里有了梅兰芳和马连良，团长也就好当了，同济有了好老师，我这个校长自然也好当了。”他又说：“我看像同济这样的大学，如果能够有8 个、10 个国际一流水平的教师骨干，在他们带动下再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中、青年教师队伍，这样，我想解放前我们国立同济大学在国内外的学术声望是可以振兴回来的，还可以更加发扬光大。”他当时还表示想要重新恢复我校的医学院，再想办药学院，要搞学院三级负责制，等等。那次恳谈，使我对同济的振兴和发展满怀着希望。他当时还试探着说有意向校党委举荐我来担任在他麾下“文革”后的第一任校教务处长。
可能我当时流露了一点担任行政工作会影响自己专业业务的意思吧，在后来我去教务处上班的第一天，他握着两位副处长的手说：“孙钧老师首先是一位教授，处里经常的教务工作请你两位要多偏劳一点，让孙老师能在下午处里如果没有太重要的事情和开会，就仍然可以留在系里多做一些他自己的研究。拜托了。”李校长当时那恳切的一番交待，直到现在都使我为之感激涕零呢！
在李校长的提名和支持下，我后来又赶上了“文革”后第一批赴美进修，做高访教授。离校的那天一早，校党委黄耕夫书记和李校长等聚在学校门口为我们一小批人送行。李校长特别叮嘱说：“你们这次去美国，要多走一些高校，带着同济的教学、科研问题，看看人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做法，这方面也多学一些带回来。这同样是一项出访的任务，不要局限于只关注自己的学术研究。” 1980 年秋季开学时我赶了回来，又接着被任命为“结构工程系”的系主任。我与项海帆、沈祖炎两位一起分工协作，大家志同道合，事情来了，我们也想到一块去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三个人合作得十分愉快，直到我满60 岁才退离了“双肩挑”的行政岗位。由于时代好了，这个时期也是我一生中出成果比较多的时候，这些都被李校长看在了眼里，也得到了他的赞许。
1991 年，“文革”后的首届科学院院士（当时还称作“学部委员”）选举开始了。李校长让科研处关照我写申报院士候选人材料，并表示愿意当我的推荐人。我原先还不知道当年有增选的事，电话里向李校长表示了自己还不够格的意思。李校长说：“这事不只关系到你本人，同济不能只有我一个老学部委员，这次如果我校能够评上1、2 个，主要是为了学校荣誉的需要。我看你成果还可以，不妨去试一下。”在评选结果正式见诸报端的前一天，也是李校长第一位一早就来电话对我当选表示祝贺，我当然非常感激他的举荐和支持。
我认为李校长一生学术成就最值得我们后辈称道和学习的，是他始终坚持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工程实际的好作风。众所周知，他专长桥梁结构振动与稳定理论研究，兼涉静力和动力学分析，几十年耕耘辛劳可谓硕果累累，而在从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始终坚持密切结合重大项目来进行，如：武汉、南京长江大桥、江阴大桥和虎门大桥、上海南浦和杨浦大桥、宝钢工程建设等等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研究成果为工程所用，取得了丰硕的技术和经济效益。我后来追随李校长担任一些大桥的技术顾问，在参加历次专家组会议时，他作为顾问组组长，总是能深入浅出地清楚论述他的理论依据和由此指导得出的工程处理措施与意见，而为众多专家们所折服。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呀！
我年近80 岁时，有年春节我偕老伴去李校长住处拜年问安，临别依依，他动情地说：“老孙啊，你自己年岁也大了，以后过年，来个电话相互问候一下就是了，天太冷就不要年年都来了。”谁知言犹在耳，敬爱的李校长却已经与我们永别了啊！上天有眼，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令人崇敬的恩师和前辈而深感哀痛，他厚德载物、高尚的人品亮节和卓越的专业学识都将永驻人间，永远是我们后学的表率和前进的动力。
在李校长百岁诞辰的纪念日子里，敬写述了上面的一点文字，是为永念！！泪洒湿纸，书不尽意。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曾任同济大学教务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