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直接师从李国豪，但我进入同济大学工作和在同济大学的成长，离不开李国豪校长的提携、培养和帮助，我始终把他当作我的恩师。值此李国豪校长诞辰百年纪念之际，写成本篇文章，以感谢老校长的知遇之恩。
他的提携、培养，使我健康成长
我是一个侨眷。1950年在上海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这一年10月，我响应人民政府号召，作为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治理淮河的工作。分配在安徽滁县专区治淮工程指挥部，曾任工程股长、工务所代所长等职务。八个月后，我的工作结束，由于表现出色，被评为“治淮功臣”，受到表彰。在华东军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由于当时华东地区的17所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师生均参加了，所以同济作为当时拥有最大土木工程系的系主任李国豪主任也参加了。会上，我代表学生作了发言。
李国豪听了我所作的报告，认为我是一块很好的教师料子，遂点名要我到同济大学工作，我当然很乐意。这件事也获得了华东军政府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从此我进入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任助教。
同济大学从李庄回沪后，工学院就落在现在的“一•二九”大楼所在地段。朝南面的一段三层楼是教室，北面的二层楼是教师办公室，胜利楼（现逸夫楼）是学生宿舍，篮球房是图书馆，四平斋（现中法大楼）是好几幢一层平房的教工宿舍。我和李国豪在北面一楼一个大办公室一起办公，他的台子靠窗口。
我作为《钢筋混凝土》课程助教，当时李国豪分配给我两项任务，一是完成气轮机厂桥式吊车的标准设计（跨度21m、起重量3-5吨），二是去听他讲授的桥梁设计课程。由于我的设计水平和学习成绩很好，很受李国豪赏识，加上刚刚解放，师资比较紧缺，过了一年就让我这个助教去上《木结构设计》课了（按照当时学校规定，助教需满三年才能上课）。这是李国豪对我的信任和提携。
此后，1954年开始学苏联，学校开设了新的课程《施工组织》，也交由我负责了。特别是后来提我当学校教务处处长、副校长，这都是李国豪对我的信任、提携和培养。
他逆境不馁，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李国豪原夫人叶景恩是印尼华侨，我的父母和兄弟均在新加坡，这在广东和福建不算一回事，可是在别的地方就稀罕了，因此注定我们两个命蹇时乖，在解放初期政治运动甚多,每次都免不了受到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是校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我是系级“反动学术权威”，靠边劳动改造了。
这期间，李国豪校长有两件事对我影响是深刻的。
第一件事，他在隔离室里，整天想着武汉长江大桥的横向晃动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南京长江大桥横向加大了4米，多花了4000吨钢铁。责任心促使他利用报纸边缝和中缝计算和研究起来，最后在好心的看守人帮助下弄了两本学生笔记本，这使他的理论计算顺畅多了。1969年9月，他终于完成了大桥稳定的初步计算，得出了大桥自身结构没有问题的结论。1967年，随着所谓“教育革命”的开展，对一批校领导和所谓“学术权威”的隔离审查取消了，李国豪利用这种机会，他从中央商场买来了废品计算尺的赛璐珞做桥梁杆件和模型，用家里的缝纫机、乒乓球网、发卡、衣夹、大头针等作实验工具，又买来一台旧的手摇计算器，实验、记录、运算。转眼一年过去，试验结果和牛棚里的理论计算一致。1974年，他受邀参加全国钢桥振动科研协作会议，会上他将结果作了报告。他解决了一个桥梁振动的重大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震动。1975年，他将这个结果整理出版了《桥梁扭转理论——桥梁的扭转、稳定和振动》一书。李校长这种逆境不馁，科研不辍的精神令我崇敬。
还有一件事。1969年，同济大学部分师生提出的“教育革命”方案——教学、设计、施工三位一体的“五•七”公社开始试点。第二年，又招收215名学员。1971年李校长随这些学生去山东滨州黄河公路工地开门办学。面对连移项、括弧都不懂的工农兵学生，他心里都着急啊。但他没有放弃，心想这些学生也是无辜的，将来也总是要为国家建设出力啊。那时学生暗地里都知道他是学术权威，有问题喜欢偷偷去问他，他总是想方设法，变着法儿广征博引地辅导，让这些学生有所收获。由此及彼，他正想到这些学员将来要担负起一般中小桥梁的建设，因此他结合交通部要求由同济大学共同组织制订桥梁设计规范的机会，提出了社会调查要求，在一名助手陪同下，一起奔赴河南、河北、陕西、北京等地实地调查，终于整理出了计算公路桥梁横向荷载分布的简捷计算方法，并出版了实用的《公路桥梁荷载横向分布》一书，一版再版。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对工农兵学生没有歧视，而且从长远地为他们着想，用心良苦。
这两件事对我教育很大，特别是后者，对我触动更大。在所谓“教育革命”中，建筑学、城市规划、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工程经济与组织专业合并为房屋建筑专业，分配由我编写《民用建筑设计与施工》。由于在初期劳动改造中，我的心智和身体状况都十分恶劣，当时我患有脑动脉血管硬化和神经性皮炎，实在难以胜任。但是，我的一个想法和李国豪相似，工农兵学员进校了，他们是无辜的，尽管底子很差，但将来这批人也是会在建设岗位上的，还是应该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弄懂一些基本又浅显的知识。我同样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努力把理论深入浅出地作了阐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去说明问题。这本教材出版后，累计发行40多万册。应该说，我这样做，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李国豪榜样力量促成的。
他关心学校，促进同济的两个转变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国豪被推上校长岗位，他很快就把“文革”中被拆拼得七零八落的系科恢复起来，而且考虑更长远。他深思熟虑以后，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方针：即恢复用德语教学传统和恢复对德联系，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大学。教育部把同济的设想整理后报国务院，得到时任8位副总理的批示同意。
1980年李国豪校长被选为上海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983年4月又当选上海市政协主席。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市委曾将我作为18名上海市下届班子成员之一加以考察并获得通过。李校长去当政协主席，谁当同济大学校长？上级党委在1984年初派了11名干部到同济搞民主推荐校领导的探索性试验。在由全体党员、讲师和副处长以上的1100多人的推荐中，我获得了930票，得以担任校长一职。
李校长作为名誉校长，对学校仍然十分关心，经常要回到学校看看，听取我的工作汇报。他对我的工作多有指导，至今我仍十分感激。我在校长任上，始终记住三条。第一，坚持“以德为主，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对外方针。这一时期，对德联系和恢复德语教学得到迅速发展，每届新生约有2000人以德语为第一外语。学校设立留德预备部、德语系、科技德语专业和培训中心，成立了德国问研究所，学校成为对德和同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渠道之一，至1988年已有28项，其中主要是同德国合作。第二，努力从单一的土木、建筑学科拓展成为拥有土木、建筑、材料科学、管理、机械、电气、计算机、环境治理、地质测绘、海洋科学、数学、物理、力学、化学、外语以及哲学、经济学等的多科性大学。第三，始终把握促进土木、建筑、海洋等优势学科的发展，使这些学科成为同济大学未来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的重要支撑。我没有辜负师生员工和老校长的期望。
我在同济大学已有62年了，是李国豪校长对我的提携、培养和指导帮助，才使我成长起来。同样，同济大学之有今天，是同李国豪校长的努力和贡献分不开的。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84–1989年任同济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