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近日，“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争议其存废问题，有人诟病它们头顶的“帽子”像标签一样，把全国2000多所高校都标出了穷富贵贱的“等级”。而在就业市场，它们也被高看一眼，如深圳某企业就愿意给这些院校的毕业生更多的薪水。

显然，关于“985”、“211”的争议不那么简单，我们需要以历史的眼光进行理性判断。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正处在急速推进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对科技创新和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在这一特殊的国情背景下，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必要的调控和布局，集中建设一批一流大学和学科是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决策，这是“985”、“211”工程出台的历史背景。

如果撇开学校之间的利益之争，用历史和全局的眼光来看，这一战略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如今，许多大学都跨入世界知名大学行列，这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情况已然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985”、“211”工程的出台，只不过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在教育领域的投射。从国家整个科技和教育发展战略来看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有信息表明，自实施“211”工程以来，韩国、日本、德国等纷纷出台高等教育促进政策，几乎异口同声地声称要借鉴“中国工程”的经验。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不是所有的“985”、“211”高校都取得了理想的进步，也不是每笔资金的使用效率都达到了理想的状态。但是，如果因此离开对背景的深刻认识，缺乏历史的眼光，借由一个舆论热点而对其进行指责，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当大量资金流向“985”、“211”高校，教育资源的公共性问题便被推至幕前。可以说，相对于其他高校，“985”、“211”高校占有了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如何让全社会使用那些原本由其他高校让渡出来的公共资源，是“985”、“211”工程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且，有时候在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下，“985”、“211”高校在招生指标分配上往往会向本地学生倾斜，这间接地提高了其他地区考生对公共资源享有的门槛，也为“985”、“211”的公共性问题再次抹上了浓厚的舆论阴影。

同时，“985”、“211”被人为地添加了“身份标签”，并被人为地赋予了高校“排序方式”的含义，特别是随着大学生就业矛盾的日益凸显，许多用人单位习惯性地在“985”、“211”上做文章，在这一非常态的社会舆论下，“985”、“211”原初的战略意义和教育内涵被逐渐稀释。不得不说，这一后果决非“985”、“211”工程的初衷，而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场始料未及的“社会性后果”。

事物往往在发展中才会暴露它的历史局限，但不能因发展而否定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心平气和地想，问题的关键显然不是“985”、“211”的存废，而是如何解决“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换言之，第一是公平问题，第二是效率问题，第三是如何看待它们身上“标签”的问题。

事实上，现在国家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诸如“对口支援”、“西部项目”、“少数民族骨干项目”等面向西部高等教育的“帮扶政策”，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日，教育部表示，今后国家重大项目将在支持范围、遴选条件等方面对地方高校一视同仁，破除“985”、“211”等身份壁垒，更加注重绩效评价。例如2013年实施的“2011计划”，不限定范围、不固化单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探索通过协同创新兼顾效率和公平问题。

说到底，衡量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关键看人才培养质量，而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则是社会评价，而非规模、数量、“帽子”。因此，将争议转化为契机，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问题，认真审视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才是教育部门必须面对的真问题，也是社会舆论关切的真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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