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文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重身份的莫言：一个功成名就、社会身份可疑，且谨小慎微、投机取巧的莫言；一个作为虚构小说家的、对现实冷眼旁观而且持尖锐批判态度的莫言；还有一个是现实中老实巴交、不善交际、有着农民式的朴实而又有几分狡黠的莫言。这三重身份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和自相矛盾的自我。
　　莫言是1980年代的精神产儿。对于文学来说，1980年代意味着开放、尝试、突破，另一方面，有限的表达自由，使得文学表达显得更为重要，更有用武之地。到1980年代中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莫言的小说跟海子的诗歌、张献的戏剧、陈凯歌的电影、谭盾的音乐、徐冰的美术、崔健的摇滚乐一道，构成了这场文化变革的核心部分和重要的精神代言人。
　　作为先锋派作家的莫言，并未因其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而放弃对本民族历史和现实境况的关注，同时，也并不因为对写作的伦理承诺的恪守，把叙事艺术处理为一种简单粗劣的道德美餐。而这两个矛盾方面，正是当代中国作家难以解开的死结。莫言以其不同一般的艺术智慧，为解开这一艺术死结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从《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系列”的发表至今，通过《红高粱》、《欢乐》、《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莫言以一个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着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他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莫言的小说叙事，有力地劈开了现实中国致密的荆棘丛，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其间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
　　莫言不仅是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同时也是古老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忠实传人，更是现代汉语文学表达的创新者。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闪耀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光芒。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当他站在现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脚下古老的土地时，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触目惊心。他的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宛如黄河泛滥，冲刷出一片全新的语言河床，在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留下一道罕见的语言奇观。
　　莫言的文学世界错综复杂，诡黠怪诞，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结构和重叠交错、自相悖谬的立场。他的小说首先将人的活动还原到一种物质性和生理性的层面，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出发，充分展示了日常生活直观层面的光怪陆离，及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吃”的问题是在莫言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吃吃喝喝和醉生梦死的国度，当然，他本人也是这个国度中的一员。吃喝，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吃喝不仅是一个果腹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权力分配问题。酒宴座次是对现实社会中权力关系的真实反映，世俗生活中的权力斗争也可以通过“吃”具体化。酒席常常是权力斗争最重要的角斗场。各种社会力量汇聚于餐桌旁，于吃吃喝喝间暗暗地较量。民间就有“酒场如战场”之说。莫言经常写到“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区别，也可视作关于“吃”的政治性的表达，暗含了文化批判和现实政治批判。
　　但莫言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批判者。莫言的复杂性在于，他将文化中所包含的真实与虚构的双重性质和互动关系呈现出来了。莫言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小说的范本。各种各样的人物声音各自拥有自己的“真理性”和一定支配权力。在这个权力的国度里，严肃性和“硬度”是话语的权力的保证。但莫言的戏谑性的模仿则打破了这些话语自身的完整性和封闭性，打断了其支配力的连续性，使之变成了种种荒谬的东西。话语各自的“硬度”被相互抵消，抵消它里面包含的支配的权力。在他的笔下的这个“狂欢化”的世界里，其意义是双重的：放纵的、自由的和迷狂的、荒诞的。这是一种相互悖谬的、自相矛盾的状态。莫言以一种戏谑的和游戏性的方式，表现出文化的轻松自在的一面，同时又呈现出（往往还是更重要的）恐怖狰狞的一面。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所在。这一切，在莫言笔下呈现出一幅幅奇异、怪诞，色彩斑斓的文学画面。或许在莫言看来，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荒诞性。惟其荒诞，才显写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
　　莫言的语言有一种表达上的“滑动性”。它在表达事物的存在状态，人的生存经验的时候，很少有确定的东西，常常有一种意义的“不稳定性”。文学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立场问题，在莫言那里是一种充满了反讽的和意义悖谬的东西。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重身份的莫言：一个功成名就、社会身份可疑，且谨小慎微、投机取巧的莫言；一个作为虚构小说家的、对现实冷眼旁观而且持尖锐批判态度的莫言；还有一个是现实中老实巴交、不善交际、有着农民式的朴实而又有几分狡黠的莫言。
　　这三重身份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和自相矛盾的自我，或如莫言本人所说的：“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文学所包含的批判锋芒，同时也指向其自身，指向现实中的具体个体。它既是一种文化批判，也是一种人性批判。
　　张闳
　　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