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 中国要善讲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语
40年前的3月12日，罗马俱乐部发布长篇报告《增长的极限》，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世界为之震惊。由此也催生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议程。
同年的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讨论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92年，旨在推广“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重要文件。今年6月，联合国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可持续发展大会”（与“环境与发展大会”时隔20年，因此又被称为“里约+20”会议），探讨世界未来发展新理念。
对照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的经历非常有趣：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他当时是从上海到农村插队的下乡知青，听到此事已经是10年之后的事了；1992年里约会议，他是两年后才知道会议内容及其意义的，也使他有了深究的兴趣和行动；今年的“里约+20”会议，联合国将提出绿色经济和合作治理，他从2008年开始就有机会有一些直接性的介入。他真正开始研究和发表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学术论文是在1995年。1994-1995年在墨尔本大学访学时，他曾经走访这个被评为世界最适宜居住城市之一的发展规划部门，第一次听到他们制定城市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由此来了兴趣，开始钻研，发表论文。于是，出去的时候是研究科技政策，回来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可持续发展了。回首过去近20年的研究历程，令诸大建感到欣慰的是：初步形成了有自己思考特色、曾经多次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的基于对象-主体-过程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理论框架，以及支撑这些理论框架的专题研究成果。
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但今天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崩溃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今天却已进入公众话题（尽管是假设性的和学术化的）。然而，“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人们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发展理念和指标来引导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福利指数、生态足迹、绿色经济、幸福指数、可持续性导向大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诸大建认为，中国可以在“里约+20”会议上拿出一些有国际视角和中国贡献的理论观点来。他强调说，中国要善于讲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语，把我们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和概念用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语言传输给联合国。
◆40年前，罗马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40年后，联合国将于今年6月举行“里约+20”会议，探讨世界未来发展新理念。诸大建教授认为，中国要善于讲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语，在“里约+20”会议上拿出一些有国际视角和中国贡献的理论观点来。
本报记者杨逸淇
绿色经济和合作治理主导未来20年可持续发展
文汇报：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的划时代报告《增长的极限》问世，它给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您认为这本书提出的思想与后来的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关系？
诸大建：确实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增长的极限》酝酿了今天人们所接受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思想种子。自从可持续发展提出以来，虽然大家都同意其应当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但是对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或者经济社会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弱可持续性的理解，认为自然资本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追求各种资本总和的增长；另一种是崛起中的稳态经济学或可持续性科学强调的强可持续性的理解，认为许多重要的自然资本不具有可替代性，因此要求这些资本在非退化条件下实现福利增长。《增长的极限》一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就是后者，即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地球资源环境承载极限里的增长和发展。
文汇报：今年6月将在巴西举行“里约＋20”会议，提出以绿色经济和合作治理为主导的未来20年可持续发展新策略。您认为它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有何影响？
诸大建：今年的会议应该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事件。按照我的看法，如果说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是1.0版，重点是解决世界环境问题；1992年的里约会议是2.0版，提出可持续发展是要把环境与发展整合起来；那么，“里约+20”会议实际上是3.0版，在重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将可持续发展推进到绿色经济和治理体制上来。
从过去两个里程碑事件来看，联合国大会的版本升级一般由三方面内容组成。一是理念升级，1992年里约会议的成果就是表达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里约宣言》；二是行动升级，这就是里约会议上通过的有详细行动领域的《21世纪议程》；三是组织升级，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署之外建立了具有统筹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12年它也想有一个组织创新，目标是要有一个更有力、更协调的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组织保障。联合国从2007年就开始准备现在的版本升级，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里约+20”会议要达成较高的目标估计会有困难。但是联合国坚持认为，正是因为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加强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紧迫性。
文汇报：您认为中国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参加“里约+20”会议？
诸大建：我认为中国应该利用这个20年一遇的机会，提升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国际形象和正面影响力。40年前，中国对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没有多少感受，甚至以为环境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发生；20年前，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提法是有保留意见的，认为它会抑制我们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态度当然与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有关。
但是现在呢？未来呢？如果再用原来的语言表达我们可以承担的责任，我们当然可以不顾人均GDP和人均生态足迹远远高于我们的发达国家，但是我们需要考虑77个发展中国家的感受，特别是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那些小岛屿国家的感受。因此，我觉得在“里约+20”会议上中国的应对应该更主动一点。
我认为，联合国强调的绿色经济发展与我们的科学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行动是可以对接起来的，可以把我们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纳入“里约+20”会议的政策原则和行动议程。
文汇报：国际社会正在吸纳各国意见，制定未来20年的绿色经济路线图以及各种政策选项的“菜单”，那么，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带给世界？
诸大建：我觉得中国可以在“里约+20”会议上拿出一些有国际视角和中国贡献的理论观点来。20年来，我们的政策创新和学者研究的成果是有一些国际意义的新内容的。
例如，对于可持续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关系，我们的政策强调的不是三者并列的弱可持续性思想，而是强调资源环境包含经济社会的强可持续性，这样的思想体现在耕地控制、能源规模、水资源利用等政策上；又如，中国的循环经济不是德国和日本的垃圾经济，是强调经济源头对资源环境消耗的减少和多次使用，已经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再如，中国按照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把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推进可持续发展等等，都可以给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有意义的思想和做法。
中国要善于讲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语，把我们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和概念用国际可以接受的语言传输给联合国。
绿色经济被视为走出经济危机的当前措施和长期战略
文汇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非常流行，但是其内涵依然混乱，特别是在政府政策和管理层面存在着许多误解和曲解。按照您对国际进展的理解和自己多年的研究，您会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做怎样的解读？
诸大建：许多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从字面上把可持续发展解读为连续的经济增长，这是有悖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初衷的。我认为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可以系统地把握三个方面，形成基于对象-主体-过程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框架：
在对象维度，要强调基于强可持续性的环境、社会、经济包容模型。我自己开始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时候，虽然觉得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支柱有意思，但传统的经济学无法做出解释。直到看到戴利的《超越增长》后，才发现可持续发展有了相对合理的理论。
在过程维度，要强调将适应性治理和源头性减少结合起来的PSR方法。研究可持续发展，我对基于“驱动力-状态-反应”的PSR方法情有独钟，它把末端的环境治理（SR）和源头的发展转型（PR）结合了起来，排除了有转型无治理、有治理无转型的两极对立思考。
在主体维度，要强调利益相关者参与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我自己近年来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大体会是，把可持续发展与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治理结合，形成了政府、企业、社会界面管理的思想，于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公私合作、企业社会责任、第三部门参加公共事务都可以得到解释了。这正是“里约+20”会议上联合国要强调合作治理的理由。
文汇报：绿色经济被看作是未来20年可持续发展的升级行动，这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向。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提出的绿色经济？
诸大建：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在1989年提出的，但是当时并没有科学的概念界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联合国和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看作是走出经济危机的当前措施和长期战略，做了许多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我有机会多次参加了这样的研究咨询和政策研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对绿色经济的基本界定大都基于脱钩理论，即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脱钩，特别是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基于可持续发展三个支柱中经济与环境、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认为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子集（经济与环境的交界），是实现绿色发展（社会与环境的交界）的主要途径（绿色发展是绿色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函数）。其中，绿色发展的指标用生态足迹与人类发展指标（HDI）衡量，或者用改变了的国民收入指标如真实进步指标（GPI）衡量，绿色经济的定量指标用资源生产率包括二氧化碳生产率、新能源的比重、人均二氧化碳等表示。
文汇报：那么，将绿色经济从概念转化到行动，应该做什么，又该如何做？
诸大建：可以认为，绿色经济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产业的资源生产率进行改进，这是无悔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具有零成本或者负成本；二是基于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工业的替代性发展，涉及到一定的资本投入；三是服务业比重的增强，这是经济增长从物质化的经济向服务化经济的转型。
对于如何从政策上推进绿色经济，欧洲的方法是，实行不依赖市场价格变动而是依赖政府主动提升的生态税收政策，每年提高一点点，一直提升到所需要的水平以控制人们对自然资本的过度消耗，与此同时，降低在劳动力上的税负，达到税收总负荷的减少。
文汇报：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也是中国当前转型发展的重要方面，对此您有何见解？
诸大建：联合国组织、世界银行以及麦肯锡等也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我自己的研究积累，我认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动因。从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角度有三个最基本的理由：一是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惯性，延伸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二是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成本，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三是应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绿色经济竞争，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德国、日本、美国和韩国等。
二是目标。按照发展的内容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短期是到2015年，重点提高传统制造产业的资源生产率；中期是到2020年，扩大绿色技术的使用规模，特别是发展新型的绿色产业；长期是到2030年，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得到控制，出现峰值，基本实现包括服务经济在内的经济方式的绿色转型。
三是路径。从政府主导、合作参与的治理结构，需要提出系统性的推进政策，包括增强市场激励；促进绿色增长的动力；改进资源环境的规制和管理；缩小对易受影响人群的环境影响；减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加强地方体制建设等。
“可持续性导向大学”是大学转型的新目标
文汇报：最近几年，您也一直在研究和倡导“可持续性大学”或“可持续性导向大学”的概念，是否可以认为，大学随着社会的转型也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变革？
诸大建：大学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产生与发展都同其他社会因素有着密切联系。有学者认为，大学的变革经历了四个阶段：传统的教学型大学，如英国剑桥大学；现代的研究性大学，如德国洪堡大学；当代创业型大学，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崛起中的可持续性大学，如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2000年荷兰学者汉斯·冯·威能（Hans van Weenen）在《国际高等教育可持续性杂志》发表论文，正式提出“可持续性大学”（Sustainable University/Sustainability-oriented University）概念。从那时起，出现了两个方面的进步：一方面，学术界有愈来愈多的人发表了有关支持和深化可持续性大学研究的论文；另一方面，许多大学把可持续性导向的大学看作是大学转型的新目标。
文汇报：如果说可持续性大学是未来大学发展的新方向，那么，建设可持续性大学会给高等学校带来哪些重大变革？
诸大建：建设可持续性大学，就是要用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统筹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往、校园建设等方面。就教学而言，传统的大学在教学上是强调学科分类、知识导向的，可持续性大学则强调学科的整合和知识人才的道德负荷。就科研而言，传统的大学在研究上是强调理论导向的，可持续性大学则强调问题导向，因此需要从波尔型的纯理论研究，转向从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出发的巴斯德型研究。就社会服务而言，传统的大学不太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大学则认为服务社会发展是大学的重要责任和存在价值，强调服务社会要有系统集成性的解决方案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就校园建设而言，传统的大学基本不考虑校园运行的生态效果和效率，或者偶有一些象征性的校园建设项目的绿色化，可持续性大学则强调建设系统意义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大学校园。
文汇报：国内外目前有标杆型的可持续性大学吗？
诸大建：国内可持续大学的研究和实践刚刚起步，国际上被视为标杆性的可持续性大学已经有一些，我这里以美国康奈尔大学为例说明。从战略上看，康奈尔的可持续性转型起始于2010年，目标不仅要成为美国的可持续性大学，而且要成为世界的可持续性大学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活的实验室。它制定了有长期视角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2010-2015），配套有专项的校园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到2050年）。
从布局上看，康奈尔的战略计划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三位一体；领域包括了研究、教学、社会服务、校园管理；在研究上，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把55个系科的250个教师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服务上，把为地方提供可持续性服务看作重要任务。
从参与上看，康奈尔的战略计划覆盖了校内外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在校内，有载体如康奈尔可持续性发展论坛（2010）、可持续性交流系统（包括网站、媒体战略、年度奖、校园日等）；在国内，是美国大学可持续性联盟的主导者；在国际上，参加了联合国有关委员会。
文汇报：您曾经提出过一个可持续性大学的三维模型或POS模型，认为可以用来规划、实施、评价可持续性导向的大学，这个模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诸大建：这个简单的分析模型是在研究了国内外的一些案例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还在发展完善之中。所谓可持续性大学的POS模型，是指大学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涉及过程维度（如规划、项目、实施、评估等）、对象维度（校园、服务、教学与研究等）、主体维度（利益相关者如领军者、决策者、校内外相关者等）三个方面。因此，建设可持续性导向的大学需要三个方面的升华。例如，同济大学从2010年开始的面向可持续性大学的战略转型就是这样展开的。在过程领域，同济正在超越简单的项目建设，通过制定五年期的可持续性大学战略规划和每年的行动计划进行实施，并且要进一步建立可持续性大学的评估体系和发表可持续性大学的评估报告。在对象领域，同济把可持续发展行动从以往的绿色校园建设扩展到了教学和科研的主流领域，建立了可持续性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全校型的可持续性发展通识课程。在主体领域，同济确立了校内校外两个维度的可持续性大学利益相关者战略，在校内，少数领先者和领导者的意识拓展到了全校相关院系的共同行动，例如经济与管理学院确立了培养面向可持续发展管理人才的发展愿景；在校外，则与政府、企业、社会以及其他高校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