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上看，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主要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回应中国的崛起”“以中国智慧引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有关，这表明国际关系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已经成为关乎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意味着构建理论至少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基于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回应什么样的实际问题”“推动什么样的创新发展”，即理论的知识基础、理论的现实作用、理论的创新发展。相应地，国际关系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也需要在上述三种情境下进行审视。

理论构建及知识体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被认为是通过对某一特定行为或现象的归纳来完成的，这种思路因其侧重于“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而被称为“还原主义”。系统论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遵从归纳法的逻辑，“通过对国家内部特性的观察不可能理解国际政治”，因为据此构建的理论只能是对世界某一部分的描述。“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在单个行为体特性和动机之外寻找原因，建构一个“简约”的具有普遍性的系统理论。然而，建构主义者却认为，两者其实都只是注意到了国际政治的“特殊性”，只不过是不同层次上的“特殊性”。遗憾的是，他们都将自己视为一种“普遍性”的代表。因此，建构主义者尝试通过“结构”与“结构—施动者”两个层次进行“分类图谱”的设计，在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层次上构建了一套国际关系理论。这种尝试也为还原论者与系统论者指出一条可能实现相互统一的进路。

以上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主要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从构建过程看，他们都是从自身关注的国际政治“特殊性”出发，以寻求“普遍性”为目标，进而不断在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创造更具普遍性的学理体系或知识谱系，将之前对国际政治“特殊性”的探索有选择地纳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殊性是源于提出者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和国内政治形成的观点，而普遍性则是这种特殊性观点在国际上扩展或者延伸之后得到普遍接受的结果。在这种情境下，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需要找到中国的特色，又要推动它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成型”，还要让中国特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进而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性”经验。

理论的作用及解释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理论独立于真实的世界，却必须“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连”。这表明，理论构建及它依托的知识体系是重要的，但是否具有解释力更为关键。

一般认为，国际关系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反思战争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正是在回应现实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并在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中不断地完善和系统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使国家间合作与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范式得到修正，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建立。冷战结束后，世界不仅没有因苏联的解体而变得更加稳定，反而是被两极对峙掩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得到了释放。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跳出所谓“主流范式”，从不同视角关注不同的问题，包括促进和平、制度建设、经济福祉、贸易自由、社会矛盾、宗教冲突等。在此背景下，由于现实国际问题往往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区域和国别化特征开始愈发凸显，国际关系理论的欧洲视角、非洲视角、中国视角等纷纷涌现，甚至随着现实国际问题的拓展和外溢，一些研究还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领域化”，以应对国际社会中的交叉问题。

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知识基础是由特殊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不断进化发展，那么国际关系理论在现实观照上则是从“反思战争”的人类普遍性愿望开始，而后却不得不回应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人们面临的多元化的“特殊性”现实问题。这也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断回应“特殊性”而进化的理论还能否保留它作为这个理论的特殊性？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理论解释的界限仍然是重要的。但就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而言，其必须在人类的普遍性关切与特定群体的关注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陷入对特殊性偏执的追求，其结果无疑会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境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需要回应人类的普遍关切，也需要为中国关注的特殊性问题提供解释，还必须在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与中国的特殊偏好之间形成共识。

理论的发展及内在动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依托西方知识体系的特殊性建立，却声称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普遍性愿望；为了回应不同群体的特殊性需求，又采取了融入更为多元特殊性知识的思路，目的是使理论解释力更具普遍性意义。这意味着在发展的逻辑上，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具有认识论和价值论两个层面的意义。

依托西方知识体系建立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特殊性的体现，尽管它构建的理论给出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论，但并不能摆脱自身特殊性知识的根基。走出这种“局限”的有效途径是“主动、自觉地面对‘他者’反思自身，进而走进‘他者’而改变自身”。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不断采取融入多元范式，用“他者”的特殊性来推进普遍性的原因。遗憾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停留在与自我的对话中，进而陷入了“萧条状态”。从价值论层面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标榜”对人类普遍性愿望的回应，但实际掩藏的是自身理论的特殊性。这里的逻辑似乎是在以普遍性的名义来获取特殊性价值。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殊性及其价值是目的性的，普遍性及其价值则是手段性的。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也必然会从自己的特殊性出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拒绝来自其他国家可能成为普遍性的经验。相反，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要在不断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要以回应人类的普遍愿望为目标，并提供可能成为普遍性经验的中国智慧。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必将秉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吸收“他者”特殊性而实现理论的融合发展，直至形成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单纯地接受某一种特殊性而忽视另一种特殊性的存在是不妥的，以某种特殊性思考来排斥“那些也可能贡献出普遍性经验的特殊性思考”也并不恰当。全人类事业的普遍性意义需要每一种特殊性之间的和谐共生与融合发展。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同济大学基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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