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的唐德刚先生罹患肾病多时，饱受折磨，最终决定不再洗肾，10月26日在旧金山家中安详辞世。

　　众所周知，唐德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不可胜数，唐德刚却只有一个。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具有“专业的历史说书人”的气质。当年黎东方巡回讲史，四方轰动，有次从贵阳到香港，没有买到机票，用门票收入包了一架飞机，成为一段佳话。唐德刚没有这种辉煌往事，我甚至没怎么见过他出现在电视上，但是阅读他的文字，依然有“满村听说蔡中郎”的感觉。比如在一些作品中，他仿佛不是在写作，而是在说书，常常直呼读者“诸位”、“朋友 ”，亲切得像是拍着你的肩膀说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杨天石先生，表示唐德刚的书很生动，“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这几年，随着《百家讲坛》以及类似节目的兴盛，只要打开电视，就能看到一个个学者模样的说书人。学者在电视上讲历史，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是除了极少数专业和口才俱佳的学者，绝大多数历史说书人和历史毫无关系，只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选里面的好玩故事讲一讲，成了“故事会”。唐德刚不同，他的作品很有趣，很好看。他对于历史有着非常深入的把握，不管观点是否值得商榷，他在有意识地把握历史背后的精神和脉络。他认为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存在两次转型：一次是秦朝“废封建，立郡县”的创举，进行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又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进行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被唐德刚称作“历史三峡”，他认为通过这个“三峡”，大致需要两百年的时间，而且前提是不能出现大的政治军事偏差。

　　唐德刚的成绩不仅限于他的著作，他还推动了口述史在中国史学界的发展，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顾维钧、胡适、李宗仁等在20世纪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不用严刑拷打，都在唐德刚的“拷问”之下对自己的历史一一招来。很多名流一扫名士风范，主动屈尊申请接受唐德刚的“拷问”，比如宋子文并不认识唐德刚，却找过他多次，并且委托顾维钧代为说项。根据唐德刚的回忆，“国民党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这一方面是因为唐德刚主持的口述历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口述对象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与唐德刚的能力也逃脱不了干系，像顾维钧、李宗仁，都没有获得任何费用，他们依然接受了唐德刚的“拷问”。

　　目前国内也有口述史热，但能跟唐德刚相比的很少，甚至没有。唐德刚做的口述史不仅对象非常重要，而且做得非常专业。今天很多人做口述史，好像有个录音笔就可以了。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口述史要对口述对象和相关历史有着深入的把握，当事人所说未必准确，有些话会有一些出入，唐德刚做了大量的注释和研究。“拷问”实乃考问，一边考证，一边提问。所以，唐德刚虽然曾与张学良有过对谈，而且录音也有所保存，但是唐德刚并不认为他做过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因为两人在对谈时，张学良拒绝唐德刚在史实层面上的质疑和纠正。在唐德刚看来，口述历史需要经过考辨，不是有闻必录即可。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历史说书人，通常只能面向没有专业基础的观众，一旦面对专业人士或者历史当事人，就会哑口无言。比如号称“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的袁腾飞先生，据说有很多学生粉丝，可是讲稿出版之后，不仅很多史实错误被一一发现，还涉嫌抄袭小说，几乎成为“史上最差的历史老师”。唐德刚也曾对个别史料判断有误，他的文章时时会有一些情感色彩过于鲜明的句子，但与那些单靠讲故事取胜、以至于把小说当做历史的说书人有着天壤之别。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和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说(黄仁宇把中国比作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黄仁宇认为中间阶层的缺乏使得中国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一样，在读者之中具有广泛影响。他做的口述史，是研究20世纪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资料。可以这样说，唐德刚不仅研究历史，也会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可惜，这么专业的历史说书人，走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2009年10月30日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