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不是万能的，和解也不是万能的。我们能够接受一个电话接线员因为证据不足被宣布无罪，却很难接受一个暴君因为证据不足被宣布无罪。从这次审判可以看出，为了未来，保存历史的伤口如何重要。

　　在萨达姆被判绞刑之后，这位昔日的剽悍总统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再次出庭的时候大谈不同的宗教领袖如何宽恕反对他们的人，然后呼吁所有伊拉克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相互原谅，相互和解，相互握手。暴君、宽恕、和解，这三个词放在一起不免产生出人意料的喜剧性效果。但是在24年前这却是一场惨剧，1982年7月，萨达姆的车队驶进杜贾尔村，突然遭遇“刺客”袭击。从当时的录像带可以看出，萨达姆曾安抚杜贾尔村民:“袭击者只有2、3、4……或者10人，杜贾尔的3.9万人都是忠诚的，叛逆者只是少数。”村民们以为得到宽恕，欢呼:“萨达姆，我们以灵魂和鲜血为你效忠！”天真的他们很快就付出了灵魂和鲜血，萨达姆离开杜贾尔村几个小时后整个村庄被封锁，至少143名村民被杀死。

　　现在，萨达姆为这个惨案付出了必要的代价，但围绕“世纪审判”展开激烈的争论。有人断定审判萨达姆加剧了伊拉克冲突，还有人把批评萨达姆等同于支持美国。这些说法都过于业余，如果让萨达姆免于起诉，因此产生的流血冲突绝对不会亚于现在，认为只有美国才会主张审判萨达姆，更是对伊拉克政府和民众的一无所知。还有一些学者从程序正义、国际法等角度分析这次审判，这种专业分析非常重要，可是对公众来说又有些艰深。在过于业余和专业的视角之外，我们还能从这次审判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些细节。在历时数年的审理萨达姆案件的过程中，审理曾因证人害怕遭到报复、不愿公开出庭作证而推迟。幸亏当年有录像流传出来，笔迹专家也确认萨达姆亲笔签署了一份关于镇压杜贾尔村村民的文件。曾经担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的图图大主教，指出在他们处理的很多案件中，“事件的惟一幸存证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们又利用国家的大量资源销毁证据，掩盖其罪恶行径”。图图认为，在取得真相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比法庭更好的途径:大赦申请者必须披露全部事实，才能获得赦免；正常的法律程序倒了过来，申请者为了免除惩罚会极力否认或者掩盖事实。因此，图图与纽伦堡式的审判方案保持距离，选择了用真相换取和解的方式。

　　南非不等于伊拉克。在我看来，和解和审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法庭并不是一对矛盾，只有在并存的情况下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是否宽恕和和解，不是由罪犯决定，而是应该由受害人决定。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曾对自己进行宽恕，主张和解的图图对此也无法接受，坚决支持对皮诺切特的引渡请求。10月30日，皮诺切特已被正式软禁。这也说明，即使需要和解，也是图图式的和解，而不是萨达姆式的和解。像萨达姆一样，宣称宽恕(其实是“饶恕”)村民然后发动屠杀，等到进入法庭又宣称和解，只不过是在玩弄词语游戏。当然，审判不等于冤冤相报、以暴制暴。这次审判有八名涉嫌参与屠杀的被告，其中曾任杜贾尔村电话接线员的穆罕默德－阿扎维因为证据不足被宣布无罪。而在审判之后，伊拉克政府向萨达姆的支持者作出重大让步，使几千名前复兴党成员有望恢复职务。这些都说明审判不是没有止境的复仇，而审判和和解也需要共同推进，而非此消彼长。

　　在11月5日杜贾尔村屠杀案宣判之后，7日萨达姆再次因安法勒屠杀案出庭受审。证人卡恰按法庭的要求向辩护律师展示了自己背部的枪伤，他说:“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我的伤口。”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暴君从来都是一边制造伤口，一边掩盖伤口，这使得未来的审判困难重重。审判不是万能的，和解也不是万能的。我们能够接受一个电话接线员因为证据不足被宣布无罪，却很难接受一个暴君因为证据不足被宣布无罪。从这次审判可以看出，为了未来，保存历史的伤口如何重要。

(作者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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