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通过准入门槛制度促进减物质化，对上海的产业、企业、产品，要制定与上海的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有足够严厉程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标准，从微观效率上引导产业、企业与产品向减物质化的方向转变
    
    上海“十一五”发展规划正式提出，到2010年要基本建成生态型城市的框架体系。这是一个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或单纯的环境保护更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因为，生态型城市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脱钩”，实现所谓“减物质化”的经济增长。如果2010年的上海，能在这样的要求上形成生态型城市的框架体系，那么它的意义绝不会亚于届时上海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这样的经济指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围绕让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脱钩”这个战略目标，在任务上想得更深一些，在措施上抓得更实一些。对此，谈两点看法供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深入把握生态型城市所要求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脱钩”的含义。对此，我想指出有两种衡量脱钩的方法。第一种衡量方法，是基于物质消耗强度或者污染排放强度的脱钩，这被认为是物质使用效率意义上的脱钩或所谓相对的减物质化。例如随着经济增长，万元GDP能源消耗、万元GDP水耗、万元GDP污染排放持续减少，都属于这个意义上的减物质化；另一种衡量方法，是基于物质消耗总量以及污染排放总量的脱钩，这被认为是物质消耗规模意义上的脱钩或所谓绝对的减物质化。例如随着经济增长，能源消耗总量、水资源消耗总量、建设用地消耗总量、主要污染排放总量趋于稳定甚至减少。一般来说，物质消耗强度的减少并不一定带来物质消耗总量的减少。例如，从2000年到2005年，上海万元GDP综合能耗由原来的1.15吨标准煤下降到了0.88吨标准煤，但是由于GDP总量的大幅度扩张，能源消耗总量则从5220万吨标准煤增加到了8000万吨标准煤。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型城市，不仅要求实现经济增长与单位物质消耗或单位污染排放的“脱钩”，还要求进一步实现从相对性脱钩向绝对性脱钩的提升。我们高兴地看到，上海的“十一五”规划既有物质消耗强度减少的指标，又提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指标。

    近年来，上海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在相对意义上的脱钩方面，已有全面而长足的进步。从2000年到2005年，不仅万元GDP综合能耗有明显下降，其他指标也有类似的进步。例如，万元GDP用水量从238立方米下降到了125.3立方米，工业区每平方公里工业产值从2003年的37亿元提高到了2005年的49亿元。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在全国能源消耗强度未减反增的情况下（增加0.8%），上海却出现了减少4个多百分点的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上海未来发展的挑战在于：能否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在实现相对意义上的脱钩的同时，进一步去有效地控制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逐渐实现绝对意义上的脱钩。目前，一些重要领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例如，近年来上海全市的用水量已经有稳定在110亿立方米的趋势。又如，到2010年的环境保护目标提出，二氧化硫排放量要比2005年减少26%，控制在38万吨；化学含氧量排放量要比2005年减少提高15%，控制在25.9万吨。

    如果到2020年左右，上海能够在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在水、地、能、材等领域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领域，先后实现总量意义上的零增长或近零增长，那么上海的经济增长将是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当然，这是一个极具艰巨性的目标，因为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总量以及污染排放总量的脱钩，需要单位物质消耗强度以及单位污染排放的减少速率在大小上应该相当于经济增长的速率。如果说，在传统经济增长时代，我们的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不必去计算这些问题；那么在推行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我们就需要精细地把握这些目标与指标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要建设以上意义的生态型城市，就必须加大有利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脱钩”的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一是在宏观上，要通过结构变化促进减物质化（所谓结构性的减物质化途径），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调整力度，坚持用低物质消耗、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替代高物质消耗、低附加价值的产业，用低物质消耗、高使用价值的消费方式替代高物质消耗、低使用价值的消费方式，从而降低城市物质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二是在微观上，要通过循环经济来促进减物质化（所谓技术性的减物质化途径），即用循环经济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替代线形经济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在生产方面提倡发展低排放型企业、生态产业园区、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或静脉产业，在消费方面提倡使用耐用性、共享性、租赁性的物品与设施，这样就可以达到用较少的物质消耗提供较多的社会福利的目的。例如，发展共享性的城市公共交通，要比发展私人性的城市汽车交通，具有更好的资源环境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在制度创新层面，一是要通过总量控制制度促进减物质化，无论是水、地、能、材等资源消耗还是废水、废气、固废等污染排放，都要严格实现总量控制制度，通过层层分解，从宏观规模上减少或者稳定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增长。二是要通过准入门槛制度促进减物质化，对上海的产业、企业、产品，要制定与上海的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有足够严厉程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标准，从微观效率上引导产业、企业与产品向减物质化的方向转变。三是要通过产品责任制度促进减物质化，使生产者对产品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责任，这样就可以促进形成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有效地提高上海经济增长的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