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导、同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最早提出保护外滩的学者。

　　2004年起，阮仪三教授带领专业团队，对外滩地区的现状作了深入普查。调查全面、深入地涉及了该地块内各建筑的现状，包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及现今三个时期的使用功能，每一个建筑单位各个楼面的功能。根据调查结果，他递交了一份报告给上海市政府，市政府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关于该地区保护改造的“外滩一体化”开发规划。

　　在阮教授眼里，潇然的“外滩复兴”计划，纯粹是“技术人员从技术角度谈的异想天开”。

“外滩复兴”计划违法

　　阮教授指出，外滩地区的“万国建筑”中，有15幢为国家级历史保护重点建筑。将其顶升加盖的做法，违反了我国《历史风貌保护区规定》、《国家文物法》、《历史文化名城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范》，从这一点说，“外滩复兴”计划根本没有可行性。

　　“所谓创造性保护，提出概念的人本身就不懂得什么叫历史文化保护。”阮教授说，历史文化保护强调的是保持“原真性”，这包括保护其周边地区的环境。国际准则《威尼斯宪章》中第一条就是保持“原真性”的规定，去年10月份在西安召开的“世界遗产保护大会”上，通过了《西安宣言》，再次强调了这个理念。而“外滩复兴”计划的核心，违反了历史文化保护的最基本原则。

　　阮教授强调，千万不要拿现代人的观念去对待历史文化古迹。

方案存在不少缺陷

　　撇开法律规定不谈，阮教授认为，潇然提出的外滩改造方案，仍然存在不少缺陷。

　　“比如，建筑物提升两层，与建筑物相连的背面建筑怎么办？南京路、福州路的沿街建筑，与外滩建筑都紧密相连，提升的话是一起提升还是分割开来呢？如果一起提升那么一路辐射到南京路等里面，到底到哪里断开呢？即使断开了，靠外滩这边的衔接如何解决？海内外游客都知道南京路往东走到底是外滩，如果走到底是地下建筑，有多少人能接受呢？更何况南京路、江西路等靠近外滩的建筑业都是历史保护建筑，难道都要一起动么？……”

　　一连串的问号，代表着阮教授的质疑。他说，潇然口中的成功个案———“上海音乐厅平移”在他眼里并非历史建筑的成功保护，“高架路可以改道，历史文化遗产却不可重来。而且据我所知，它的迁移费用比重新建造一座上海音乐厅的费用还要高昂。”为了造高架路而迁移上海音乐厅，阮教授感到痛心疾首。

改造要看长远利益

　　潇然认为，“外滩复兴”计划的经济利益相当可观，阮教授却指出，这只是一种简单算法，从长远来看，如此做法得不偿失。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上海南京路的地皮价格已经达到了1尺柜台1万美金，同样繁华的淮海路却远远达不到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南京路保留了近百年前的风貌，而且根据其特点改造成了步行街。当时决定改造方案的时候我就提出，南京路两旁的建筑高度和马路宽度比正好是1比1，这对于步行街来说最合适，最能给行人心旷神怡的感觉。”阮教授说，后来在南京路步行街的规划上，保留了沿街商店的多样性，既有百货商场，又有名、特、优百年老字号，多种氛围营造出了独特魅力，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的光临。“如果全都是百货商场，反而没有特色了。”

　　阮教授说，北京后海和山西平遥，如今都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前往，经济效益可观。简单地对古建筑改造并出售地皮的行为，是一种短视的表现，虽然短期经济效益不错，但长远看，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外滩交通确该分流

　　当然，潇然的方案并非一无是处。记者参阅了阮教授率队撰写的关于外滩保护的调查报告，发现其中的《中山东一路道路断面改造构想》，与潇然的方案可谓异曲同工。

　　《构想》提出，在中山东一路开挖地下通道，分流原本八车道的路面交通压力，弱化外滩地面上的交通功能。阮教授介绍，他其实早在1990年就提出“应该将外滩地区的大量交通拿出去”。“外滩成为上海南北交通的主干道，这是不合理的。从19世纪80年代年起，外滩一直是码头区，因为运输才需要这条通道；后来，外滩转变为金融中心，交通功能逐渐减弱；到现在，外滩作为重要的繁华地段和景观地段，交通不应占有如此比重。”

　　结束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外滩改造初步方案已经拟定。方案更倾向于修建地道，地面保留4至6条车道，地下则设置6条车道，并大幅增加绿地及公共休闲面积。

本报记者　孙毅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