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如果说从1949-1979 年的第一个30 年，是以政治变迁为特征的中国发展，从1979-2012 年的第二个30 年是以经济赶超为导向的中国发展，那么未来的第三个30-40 年将是以科学发展为导向的中国发展。如果认识到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那么就会认可中国第三个30-40年发展的方向应该是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
一、生态文明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要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一方面，中国要搞的工业文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文明。另一方面，衡量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指标与目标又不能太高，因为这样会犯超越发展阶段而降低发展节奏的错误，无法回应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人士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对中国必要的经济增长的种种指责，例如当前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变暖责任的批评就是如此。概言之，中国未来岁月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工业文明道路。
二、生态文明要渗透到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融入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更加表明，生态文明需要渗透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因此中国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了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等系统化的内容。
第一，中国的生态文明需要落实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物质层面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走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发达国家经过200 多年慢慢创建起来的、成熟但传统的物质设施（包括城市、工厂、道路等）其实并不适合进行全方位的脱胎换骨的生态变革，而且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城市、公路、街道、工厂、住宅区和公共设施越多，生态导向的改造和变革就会越困难。中国虽然经历了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与庞大的人口和空间分布相比，中国总体上的物质基础建设仍然是不够的，因此物质层面的发展中状态为发展生态文明提供了主要的机会和空间。
第二，虽然在物质层面上中国有着发展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但这些条件需要以清醒的思想认识和有力的政治能力为前提。如果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消极面，没有主动解决工业文明问题的积极性，决策的目标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够迅速做大GDP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没有进一步做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各种实质而具体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难以在物质层面得到实现的。
第三，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特别需要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研究和阐述生态文明的一般内涵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让生态文明的文化渗透到思维方式和固化到制度体系中去，特别需要自上而下渗透到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层的头脑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质性推进生态文明物质层面的发展。
三、生态文明需要内化到生活之中的基本法则
最需要内化和固化到生活中的生态文明基本文化有四个方面的基本法则。
法则一：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福利既需要来自经济系统的人造资本，又需要来自自然系统的自然资本，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包含与被包含、互补性的关系，而非独立和可替代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工业文明认为自然系统可以被人造系统所替代，科学技术就是能够实现这种替代的伟大工具。这样的思维原则不改变，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没有可能。
法则二：必须认识到经济系统的物质规模增长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物质规模增长只是发展初期的特征（就像青年时代的发育阶段），而社会福利发展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像人类一生的素质培养）。到了一定阶段，增长会停止，而发展可以持续。明白这一点，当进行经济决策时就会首先考虑自然资本供给的容量，例如中国城市化的最大土地供给能力是多少，中国工业化的最大能源消耗水平是多少，提高中国消费水平的最大水资源消耗规模是多少，等等，从而让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而不是相反。
法则三：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要考虑非帕雷托效应的分配，即需要降低富人的非基本的、过度的物质消耗，为穷人的基本需求提供发展空间。关注生态公平在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特殊意义。例如，从世界来说，我们有理由在二氧化碳排放等自然资本分配问题上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从国内来说，需要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通过生态补偿等手段进行合理的自然资本分配。
法则四：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对效率的关注需要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转移到自然生产率上来，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在于用更多的劳动（可再生的资源）来替代更多的自然资本（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稀缺自然资本的资源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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