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做学者做研究，经常要评价他人或被他人评价。时下流行的一种情况，是把拿到研究课题的大小和多少作为学术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类似各种官位，研究课题也被分出大小尊贵各种等级。
　　虽然我也拿过国家级的重大、重点课题，但是内心里对此一直不是看得很重。我认为，在学术绩效的衡量和排序上，论文是否被高频次引用，应该重于论文是否在同行认可的高等级杂志上发表，而高等级杂志论文又应该重于课题的大小和多少。为此，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评价学术影响导向的公式，“学术绩效=引用/课题=（引用/论文产出）×（论文产出/课题）”。因为，在我看来，引用和论文对于评价“学术投入”和“学术产出”而言，都是重要的关键变量。而在中国目前的学术发展状况下，学术评估更应该强调产出最大化，而不是投入最大化。由这个公式，可以讨论三种不同的情况。
　　正常的情况是，既有一定数量、一定层次的课题，又有相匹配的论文产出以及一定的引用。拿到课题特别是国家级的课题，当然是有学术竞争力的证明。但课题只是经费投入，重要的是能否将课题经费投入转化为有新意、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发表被同行引用或者被社会采纳的论文。因此，无论是自己拿到重大研究课题，还是评审他人的学术业绩，我总是很关注这些课题、论文与其被引用的情况之间是否匹配、有多匹配。我把所谓“三有”，即有课题、有论文、有引用，看做判断学术研究绩效如何的基本标准。
　　低绩效的情况是，拿了课题甚至重大的课题经费，却没有拿得出手的论文产出，发表的论文在同行中影响寥寥。这就是所谓“课题投入最大化”。遗憾的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国内一些学术牛人甚至院士的身上。我曾经作为评审专家，参加过一项重大课题的招标答辩。有一位申请者的名气不小，号称多次参加过该领域国家级别的政策咨询，但是其发表的论文成果并不能让包括我在内的评委有充分信心。由于评审主持人给以支持，该课题最终以微弱多数中标，获得几十万元的经费资助。后来进入通讯评审阶段，我发现其质量果然离原来预期中的成果要求很远。其成果中既没有获得同行认可的高等级杂志论文，也没有同行对其研究成果的引用。他东拉西凑交得最多的，是一些与课题本身关系并不很密切的学生论文或教材著作。他说自己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对国家决策做出了贡献，但是并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明。我当然没有对该课题做出肯定其成果的评价，但也懊悔当初没有把好关，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
　　高绩效的情况是，没有获得课题经费，却发表了高等级的论文并且被高频次地引用。如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学者学术生涯的初期或者学术生涯的后期，这一点不无发人深省。前者是资历不足或者积累不够还拿不到课题，后者则是课题不再需要成为自己学术实力的检验标准或者证明。就拿我自己来说，1998年—2000年，我发表的两篇国内最早的关于循环经济的论文，就是在没有课题资助的情况下产生的。有幸的是，论文在“中国知网”上的累计引用已分别超过500次，成为国内循环经济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文献。后来我再获得国家级重大课题经费资助，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研究积累。因此，我一直认为在没有课题资助的情况下，有好的论文和好的被引用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出最大化”，才是真正低成本、高效益的学术绩效。
　　有了上述想法后，我在学术生涯的整个生命周期，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希望在学术评价中能够实施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评价准则，而不是只看研究课题的多少和大小。对于年轻一代学者，我常常给出这样的建议：在学术生命的开始阶段，要努力在没有课题资助的情况下写出有影响、高等级的论文；在学术生命最长的中间阶段，要用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回报可能日益增多的课题资助；到了学术生命的高级阶段，要彻底摆脱用课题大小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的“学术GDP化思考”，更多地关注如何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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