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那些毕了业却没有成才、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特色缺乏竞争力的大学生，培养过他们的高校该不该有一番“误人子弟”的反思呢？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万钢说，一所高校与其在“出口”处一味劝说学生降低期望值，不如在人才培养链条的中端把好质量关，因为“社会对一所高校教育质量的认可，归根到底取决于对其毕业生的认可。”
收获季节走进蔬菜市场，不少摊位上摆满了不好销的大白菜。摊主们解释说，好销的茄子、扁豆、西红柿、黄瓜、青椒、芹菜等等数量不多，早已被抢购一空。
网站上出现的这则短文寓意明显：近年来不少毕业于高校的一般性人才供过于求，而社会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却十分稀缺。不少忙于求职的大四学生都做过这样的事：自己的简历是直接拷贝别的同学的，反正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只要在个人成绩和实习方面稍加改动就可以通用。殊不知“通用”就是没有特色，到了人才市场难免遭遇“大白菜滞销”的命运。 “学无所长”源自办学特色迷失 为什么没有培养出适合社会多样化需求的人才？高校应该反思自己在人才培养诸环节上的不适应，而不能单纯在就业这个“木已成舟”的人才“出口”处加大推销力度。
我国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阶段，高校要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单一发展模式，不可全都走本科院校→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的路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认为，近年来很多地方高校纷纷挂牌升格，大专改本科，学院改大学，理工大学开人文专业，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又都是“研究型”。我国既没有必要，也完全不应该让所有高校去攀比北大、清华那样的高峰。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把有些地方的中专招牌一下子变成了本科院校，形象地说成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随之而来的便是“争设博士硕士点”，这种“大跃进”式的升格与攀比必然带来不良后果。纪宝成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不宜再“炒”扩大规模，而要转移到调整内在结构和提高质量上来。高等教育要在培养各类人才上下功夫，要承认人的智商和能力有高低。如果把高等教育的目标都定位在培养诺贝尔获奖者身上，问题就大了。
的确，扩招和“专升本”只是满足了百姓提高学历的要求。在个人和国家的巨大投入后，看起来拿到高学历的人多了，可为什么就业前景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高校只让人们进来学，而没有安排好他们学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让不同层次的人学习不同的内容，即使是同一工科专业，应用型和研究型高校也应有不同的课程设置。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说，高校的办学理念和人才质量观都要转变。在办学理念上，要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把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贯穿到高等教育管理的全过程；在质量观上，只要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就是高水平大学，不一定非要定位成“重点”、“研究型”。
至于大学毕业生越来越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前副院长彭剑锋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一直以政府为主导，教育目标的设置往往不是市场驱动，而是来自官员的政绩需求，其结果必然与社会需求出现偏差、脱节，造成人才投资的回报率降低。从长远看，政府要通过推动教育投资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来引导高校的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市场的真实需求，比如为安徽培养一流的家政人员，为广东东莞培养合格的“蓝领”工人等。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这个涉及高等教育评价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改革的问题，曾有一位高校负责人无奈地表示，我们当然也想适时调整专业设置，可编制就那么多，设置新专业的老师从哪来？撤并专业的老师又到哪去？这位负责人的苦衷不无道理，然而却偏偏没有考虑到“因师设专业”将给学生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们因此错过了有效教育的最佳年龄和最佳时机，必然要加大后续成本。
对于近年大规模扩招中新生录取线大幅下降带来的生源质量降低现象，纪宝成认为，我们的学制、教学环节和教育管理制度都是与原来的“精英教育”相适应的。如果仍然不论录取分数线的悬殊，一概本科四年、专科和高职两三年毕业，这种“宽进宽出”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降低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对策就是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规定多少录取分数线以下的学生实行弹性学制，按课程质量要求修满学分方可毕业，凡属跟不上而重修的课程，应按全成本或准成本收费。同批注册入学，分批毕业离校，这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正常现象。在美国，即使是最著名的大学也是“宽进严出”的，学生四年拿到学士学位的很少，多数要六年甚至更长时间。 “质量注水”暴露高校管理体制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问题研究所所长姚裕群认为，现在许多高校培养的学生同质性太强，比如金融专业，从北大到一般地方院校几乎都开设，不仅教学内容大同小异，连招生简章对学生就业渠道的描述也是千篇一律，比如都声称“毕业后可以进银行、证券公司、政府机关”。新生如此先入为主，毕业时难免就业取向趋同。
人才培养模式的日益雷同，加上教学管理的放松，学生毕业证书的“含金量”自然不会高。今年初，北京某高校一名大三学生告诉记者，学校只安排他们班每天开两节课，其余时间同学们都在忙于考证，既然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就得努力使自己变得“复合”起来。她说，您如果到我们学校暗访，就会发现有的学生已不再上课，为了应付老师在课堂上点名，花钱找“替身”上课现象很普遍。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蒋凤池也证实了这种状况：到了大四，写毕业论文在一些大学生看来很简单，上网下载或抄袭，甚至干脆雇“枪手”代做（这类招聘广告就贴在校园的公告栏上）。他们的观点是，毕业论文关乎毕业，找人代做应在“情理之中”。校方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无异于往“教育质量”中注水。
据浙江大学法学院的一份调查分析，当前高校学生的考证火爆起因于资格证书的市场效应，大学生取得资格证书后，可增加自身在就业竞争中取胜的筹码。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为迎合考证而偏废了专业，而考证本身也往往含有大量泡沫，那些为考证而考证的，考出来的证书“含金量”很低，根本没有把所考的东西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更谈不上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有所建树。
格兰仕集团副总经理俞尧昌说，我们在１０年时间里将微波炉做到了世界第一，关键是有一批与企业共命运的人才。这批人才的才干很重要，但吃苦耐劳的精神、悟性、组织能力、创造能力、纠错能力、学习能力、处世能力、责任感等综合素质更重要。为什么很多企业对“老三届”的人情有独钟？他们在知识方面并非最优秀，但却有着非常好的综合素质。为什么一些大学生不能融入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因为他们眼高手低，严重的短期行为导致了信用危机，最终因敬业心、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修养都不具备而贬值。
了解了这家知名企业的选才标准，再联系创维老总发表的“现在ＭＢＡ学生只值２０００元月薪”那番话，难怪时下一些专家在向知识基础平平、能力和诚信不足的大学生做求职择业指导时，都显得底气不足。而面对那些毕了业却没有成才的大学生，培养过他们的高校该不该有一番“误人子弟”的反省呢？ 质疑“降低就业期望值” 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要高薪和留大城市是不少学有所成的毕业生的想法，也是他们受到批评最集中的一点。对此，北京某高校的一名大四学生对记者说，我择业的起码要求一是学以致用，二是挣的钱能支付日常最基本的开销，如果都满足不了，最后去做高中生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心里当然不平衡。另一名对“降低期望值”一词很排斥的大四学生说，想留大城市只是为了个人能更好地发展。
重庆大学教授陈万志说，我们应当体谅大学生。四年大学上下来要花五六万元。这样高的投入，如果毕了业每月只拿个千八百元，福利又跟不上，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现在许多学生找不到好工作就继续读研，结果既会进一步加剧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又将继续加大就业难度。
大学生的择业期望值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这样认为，在大城市名牌院校的学生和中小城市一般院校的学生，择业期望值总会有所差异，在个体上对未来职业的期望也会有各自的特点。因此笼统地说期望值高，或就某些个案来推断大学生择业期望值降低了，既不能使人信服，也不会对大学生择业有什么指导性。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文书锋说，大学生的期望值不存在升与降的问题，而是由一元到多元调整。社会的进步已经反映在大学生多样化的择业行为上，求安逸、稳定中的低收入和求风险、辛苦中的高收入都出现在大学生的择业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正在走向多元化的大学生择业思维也许与传统思维有差异，但并不与现实社会发展和他们的职业期望脱节，他们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实现自己对事业的高期望。顾海良也不赞成从期望值的角度批评那些学有所成的大学生。他认为，只要把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国家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就是正确的择业观。
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一位资深老师认为，大学生的求职过程也是成长过程。“先生存后发展”应该是大学生的一条求职准则，人才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稳定的或高薪的岗位未必适合每一个人，达到个人意愿与社会需求相吻合的理想状态当然最好，而多数情况通常只有调整自己的风帆“退而求其次”。还有不少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是很感兴趣，却对业余爱好如醉如痴，他们如果将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与业余爱好统一起来，实现了工作履历“零”的突破，不也是人生的一大进步吗？
一所高校与其在“出口”处一味劝说学生降低期望值，不如在人才培养链条的中端把好质量关，因为“社会对一所高校教育质量的认可，归根到底取决于对其毕业生的认可。”持这个观点的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国家８６３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万钢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团队精神、沟通协调能力和适应能力是企业非常看重的人才素质，这些素质的养成需要高校建立课堂教育、实训教育、社会实践和创新基地四位一体的教学架构，把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奉献精神和创新意识有机地组成人才培养目标。这样，高校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和学生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
摘自中国宁波网 2004-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