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厢是城市起源地。

近代开埠之前，它已是一座繁华的江南城市，后随租界的影响逐渐步入现代化进程。

一个逐渐生长起来的老城厢，它不是苏州、乌镇那样的江南水乡，也不是租界，而是历史的叠加和拼贴后的有趣结果。

用如今的话说，是颇具特色的“沪派江南”。

往前推，它什么样

眼前的地图年份是1504年，上面已有老城厢的雏形。

钟翀提供

“我跟规划、设计、建筑史方面的学者交流较多，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关于老城厢时空基底的素材非常少。这就促成了我来研究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钟翀说。

他用传统的图文材料加上城市历史形态学的理论，经十几年研究，有了一些新发现。

老城厢有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从1023年到1032年，这里是酒务所在。1292年，建县。1553年，筑城。随着1843年开埠，1914年拆城墙，它逐渐成为嵌在城市里的大型城中城。

1524年以前的地图上，这片区域的道路除了两条标了名字的之外，均无法与现在的道路对应。

这里，钟翀有了重要突破。

据同时期的史料记载，县市有38座桥，这些桥沿方浜、肇嘉浜等河道依次排列。该记载与1524年图上所绘桥梁相对应，其中许多桥梁一直沿用至清末拆城填浜前。桥和路、河和路的交叉口是唯一的，这样一举就能确定1524年以前地图未标的所有道路。

嘉靖复原图。钟翀提供

“得出这张复原图时，我非常惊讶。在五个世纪之前，老城厢的路网跟近代以来几乎一致，连一些小路都一致。”钟翀说，路网是多么执着。这意味着，上海城市发展生成的基底，500多年前就已成熟。

早在筑城之前的明嘉靖初年，上海县市之中已出现对应于晚清时期的四纵四横栅格状干线路网；结合嘉靖志记载的38座桥梁分布，即可较为准确地勾勒出明中叶上海县市的大致范围——北起洋泾浜，南至薛家浜，西起周泾，东至黄浦江滨。对比复原图，可知当时城市规模与近代相差不大。

上海县市图（明嘉靖志，1524年），钟翀提供

由公元1524年绘刊的明嘉靖《上海县市图》可定性证明，城内路网分布格局由来已久，最迟在16世纪初，这片区域已然有江南水乡的大型市镇聚落的生成。

如今，老城厢筑城前后，人们知道很多。建县前后呢？再往前推，老城厢是什么情况？材料极度匮乏，但有一个理论：

长三角聚落的演化具有方向性，数千年的水乡格局，形成了依托河道的物流模式、依托河岸的农家修筑传统，由此形成独特的家庭构造及散村型社会的自组织形式。

填浜筑路之前，老城厢早期的基底是河网稠密的。

“上海爷叔”鲁克龄在黄浦区官方电台“黄浦最上海”上录制了17集“老城厢记忆”音频，并在网络平台播放。

他说起自己于上世纪40年代出生在林森东路（今淮海东路）上，离上海的古城墙旧址才几十米。

从会走路开始，鲁克龄便一直行走在上海古城，这片又名“老城厢”的土地上。“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老城厢内的学校里度过。但从来没感觉脚下的路，是旧日的水道或水路。”

直到30多年前，因同事相邀参加《上海老城厢》的乡土教材编写工作，他才渐渐了解古代的上海县城（老城厢），其实是一座美丽的江南水城。

这里从北向南，依次流淌着以方浜、肇嘉浜、薛家浜这三条主水系为核心的水路网络。一条穿心河，将方浜水道与肇嘉浜水道连在一起。另一条中心河，将肇嘉浜水道与薛家浜水道连在了一起。

上海的原住民们还建起30多座人行桥。轻舟荡漾般的自然景观，组成上海古城的水城风貌。

钟翀提供

钟翀把上海古城的演化发展归纳为：列状水路村落—列状水路市镇—交叉状水路市镇—复合型水路城镇。

历史文献之中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不过，以豫园等为代表的园林营建记载，为推考这座城市在明中叶前的早期景观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这座依托水道、江海贸易生长起来的城市，其形态框架的中尺度变化，主要受围郭系统的构筑、路网与建成区的生发、区域内水网系统的更迭、黄浦江的岸线摆动这几个因素强烈影响。

最终，钟翀勾勒出了一条从上海古城到老城厢的形态变迁：河埠型水乡市镇—环河型县市—围郭型县城—嵌入型“城中城”。

微观视角中的变迁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刚，从一种更微观的视角切入老城厢。

老城厢为什么土地切得那么碎，那么有机？得益于土地的自用自开发，小单元往往就是一个家族的定居点。比如，从益三里到泰瑞里的变迁。

刘刚提供

1887年，爷爷黄益三在老城厢关帝庙附近自筹资金，开设了讲堂，并把附近地块开发为益三里。黄家祖上是米贩，有一个米行。黄益三曾经当过官，做了很多贡献。益三里于上世纪20年代被拆除。

1925年，黄益三孙子黄瑞生又在原址一带建鸣喈公学，一年后鸣喈公学搬离，黄瑞生把这个地块开发成泰瑞里。

泰瑞里今天仍在，可分成三片，代表了传统与现代的衔接，既是自有自建建筑，又是对外招租的起点。

片区中间是一栋大房子，相当于一个公馆，黄家人居住。

大房子之外，周边为两个典型的石库门单元组合，比邻街道，底层有商铺。它们是招租房，拱卫了主地块，并根据土地利用效率，用尽可能少的交通面积、尽可能多的独立性，最大程度确保主家空间的安全、舒适和便利。这就是泰瑞里。

刘刚提供

其实旁边地块也有类似的故事。老城厢里房子地段的差异，房间之间为何比邻，如何组织起一个整体，背后不仅仅有开发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人为什么会来老城厢，他们各自在这里付出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是一个微缩的小图景，也是上海城市的魅力之一。

除泰瑞里居所外，黄瑞生曾有过三处自住地址：一处为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19号花园洋房，该地块此后被开发为新式里弄泰辰里。

第二处为位于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的花园洋房。

在黄瑞生去世后的一起纠纷中，提及黄瑞生生前从台拉斯脱路公馆搬迁至马斯南路（今思南路）74号住宅。

“这是从一个家族角度，看待城市空间的内部迁移。”刘刚说。

上海城市记忆空间研究院副理事长黄中浩回忆说，自己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上海老城厢的研究。没想到老城厢的复杂度与丰富性如此之强，至此，他扎在里面再也没有出来。

黄中浩举例说，从1895年开始，老城厢主导市政工程的机构不断更迭：

南市马路工程局、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城自治公所、上海南市市政厅、上海工巡捐局等。

它们促成了近代“四大工程”，由此奠定了老城厢后来的整体格局。

黄中浩提供

按工程启动时序依次是增辟城门与九亩地开发、拆城填濠工程、拆除县署工程，最后是填浜筑路工程。

在这些工程中，老城厢增辟了三座城门。增辟需要钱，钱从哪里来？

市政机构对小西门附近的居民说，如果修了城门，周围的地价、租金上涨，是有益的，于是通过认捐，把小西门增辟出来。

第二个是增辟新东门，其位置距外滩很近，相对繁华，整个工程经费都由公所、商绅认捐，他们对新东门的修建意愿很强，没有请支公款。

小北门的开辟最为困难，这里为政府公地，因开埠时的事故一片荒芜，没有居民商户可以认捐。政府最终想了一个办法：卖九亩公地。50多亩公地于1908年12月出售予兴市公司，卖地所得款项用于勤生院改良监狱学务的经费和修路辟城门的工程款。

黄中浩提供

拆城填濠工程未动先谋，提前考虑四项侧重点：第一是交际，打通华界和租界，可解决与租界的市场流通问题。第二是卫生，解决排污排水，推广电灯水管，打造沿街形象。第三是交通，进行干支路与路口的开辟。第四是养路，要寻得后续养路经费的出处。

“当时的工巡捐局太有智慧了。”黄中浩感叹，同时推进多项工程以工代赈，可以用“基建狂魔”来形容。

他们还很会玩“金融杠杆”。市政工程总花费不菲。他们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由花旗银行先出工程费，再边推工程边卖地还债。为了卖地，还想出种种招数。

城市形态变化背后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通过这些市政工程，老城厢再也不是江南水乡的模样。

历史的叠加和拼贴

李颖春在蓬莱路出生，是上海老城厢人。她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2018年开始研究老城厢的金家坊片区，至今已有近7年。

在她眼中，上海老城厢是一处非常典型的“复杂历史环境”。

什么叫复杂历史环境？它不是一次性规划建设完成的，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建造活动叠加和拼贴的结果，因此看上去缺乏清晰可辨的形态特征。正是这种时间赋予的晦涩和复杂，成就了上海老城厢独有的特质。

2018年初，她走进金家坊片区，站在楼顶拍了一张照片，心生感慨——它如此丰富、灵动，内在机制如此有趣。

李颖春尝试引入城市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展开研究工作。即不再将城市空间看作铁板一块，而是理解为街道系统、用地特征、建筑肌理三个空间系统组成的形态复合体，它们彼此独立发展，又息息相关。

她解释，通过历史图像解读和形态分析，可对各个空间系统分别进行历史分层，识别出各个层理在现存环境中的位置，最后整合归并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形态发生单元”，并对其空间特征和历史价值进行阐述。

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街道系统。金家坊片区现存有18段街道，大致形成于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清中叶以前（1870年前）即已成形的“传统江南列状水路市镇格局”；

第二，清末民初（1905—1918）由填浜筑路和道路加密形成“近似方格网”；

第三，民国中后期（1927—1949）的“渐进式”道路拓宽计划形成的“口袋广场”与“城市切角”。

三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幸运地共存至今，叠加而成金家坊片区的独特“骨架”。

其次，研究考察了金家坊片区的“初始用地特征”。

李颖春提供

片区现存近200个与现存历史建筑对应的“初始产权地块”，其中80%以上的地块为面积在1亩以下的“小地块”，面积小于0.5亩的“极小地块”则占地块总数的52%。这一统计数据表明，金家坊片区的现存历史环境对应的是分割细密的小地块、经济实力中等的小业主。

随着研究深入，李颖春团队发现了两种有趣的组构方式。

一种可称为“并联地块”，长成了面阔较窄、进深较大的长方形，像琴键那样，沿着主街或水系两侧排列，这也是所有江南水乡共有的一种土地肌理。

另一种可称为“母子地块”，指一个较大地块，在沿街面（通常是街角）切割出一个或若干个较小地块的情况，是伴随分家析产和相对古代时期更为活跃的土地交易行为而出现的。

并联地块和母子地块的形态制约，形成了金家坊片区灵动多变的街道天际线。

再者，片区现存的建筑也类型多样。团队识别出四种：江南传统合院民居、中式石库门民居、折中式石库门民居、装饰艺术风格民居。

这些建筑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的建筑构件，从江南典型的仪门、楼下轩，到中西合璧落地长窗、半窗、花砖、马赛克、水磨石铺地等，丰富多样。

结合种种历史分层情况，李颖春团队辨析出三种形态发生单元，分别为“前现代”“近代I”和“近代II”。

前现代，不晚于1870年，最早或可追溯至宋元时期，集中分布在金家坊的中部，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列状水路市镇的地盘格局、6处江南传统合院民居，是上海老城厢地区城市发展早期的珍贵片段，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近代I”成形于1870—1927年间，主要分布于孔家弄南北两侧。既有别于传统江南市镇，又迥异于租界，是清末民初华界治理下城市空间柔性近代化的产物，也是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重要拼图。

“近代II”主要形成于1927—1937年间，分布较为碎片化，相对集中在片区东北和西侧。整体上反映出华界城市空间日趋接近租界的趋势。

根据李颖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逐渐生长起来的老城厢，它不是苏州、乌镇那样的江南水乡，也不是租界，而是历史的叠加和拼贴后的有趣结果。用如今的话说，是颇具特色的“沪派江南”。

【专家对话】

从水乡到城市，它是生长出来的

城市周刊：您对老城厢的跨界学术交流期待已久。此次“上海老城厢：空间与人文的历史回眸”学术论坛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指导，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市建筑学会联合主办，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海派建筑专委会和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承办。邀请的演讲嘉宾来自各个领域，在跨界上是否达到了组织者的期盼？

卢永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我们邀请的嘉宾有文史方面专家、建筑学与城市研究的专家，还有摄影艺术家。

老城厢是城市起源地。近代开埠之前，它已是一座繁华的江南城市，后随租界的影响逐渐步入现代化进程。地方志以及各方文史专家已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

我从专业角度关注老城厢，看到城市史和建筑史领域学者的潜心研究，致力于老城厢空间形态生成和建成环境演变过程的深度剖析。

老城厢始于何时？在怎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功能需要和外部影响下逐渐形成城镇格局？从建城到现代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形态变化如何发生？作为当代的历史文化风貌区，这些现存的街坊、街巷和各种类型住宅的风貌是如何形成，又该如何解读，其中有怎样的历史延续性？

对于这片历史久远的城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它的过去。

不仅仅关心名人、事件和纪念性建筑及其风格特征，还需要进一步在时间中打开空间，去看历史演变的深层结构和风貌成因。

城市周刊：目前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最新的吗？

卢永毅：是。主讲嘉宾们不仅陈述研究发现和成果，还明确介绍了这些成果的研究基础、探究问题的学术路径以及史料来源和实证分析过程。他们还提到，一些问题还在寻找史料依据，一些成果近期即将发表。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家都坦言老城厢研究的难度——史料记载并不丰厚，历史信息相当碎片化，现场实证条件更是有限。所以，这样的研究难能可贵。

城市周刊：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似乎可以看出，老城厢也是“沪派江南”的典型案例？

卢永毅：对于“沪派江南”的定义我还未来得及了解和学习，但相信初衷是一致的。老城厢有江南文化的根，又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在江南城市中独树一帜。

这些研究更加让我意识到，对文化的认知，不仅是那些高度提炼而成的符号或类型，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的。

老城厢历经多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但其细密、肌理丰富又层次可辨的空间结构依然延续着，表象的物质形态与内里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在动态中共生共存。这应该就是城市的韧性，文化生根于这片土壤。

江南文化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特色之一被特别提出，意义深远。新的定义和传播可以让社会中更多的人关注、关心和参与老城厢研究，形成广泛讨论，也呼唤专业人士更多的深度研究和交流。

城市周刊：正如曾经稠密的水网已经不在，现代化城市也不可能再回到江南水乡的农耕生活方式。

卢永毅：在漫长的岁月里，老城厢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它的迭代有自己的逻辑、脉络和规律。

学者们的研究是呈现变化的诱因和变动的状态，揭示空间与社会深层结构中，城市保持活力的机制何在。

居民的多元、商业的多元、小商品的活力，还有一些小巷子的记忆等，是充满创造性、生发性的。

城市不是一天造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