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上海评出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大江东工作室采访了其中三位科研事业的“铺路”人何祖华、孙立军和王文涛，且听他们如何甘为人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他人的科研铺路，为科研“大厦”打牢地基。

孙立军：跑尽万里路，铺就更耐用更畅通的路

“我们做道路工程研究的经常跑现场，一段时间不去，感觉像没做什么事一样。”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孙立军说这番话时，距他第一次跑现场已经过去了30多年。

作为我国首个道路工程专业博士，他于1989年在同济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职，27岁晋升副教授，30岁破格升为教授，31岁成为博士生导师，是同济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

读博期间，孙立军的研究重点是道路设施运维管理数字化转型，要求以大量数据为支撑，数据采集，主要靠勤快的双脚，他跟着导师到道路现场作业调查，“跑”出来一个个数据，足迹遍布数万公里道路，收集到超过100万个现场的一手调查数据。有一次，在调查现场，孙立军随口就准确说出各条路况，一位随行的北京交通部门负责人感叹：“你对北京的道路比我还熟！”

“现场调查是个考验，理论说得头头是道，但真正接触实际，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实地调查给科研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基于100多万个调查数据，他提出破解重载道路结构国际难题的解决方案，成果被编入国家道路设计规范，成为我国数十万公里高速、高等级道路结构设计的技术依据，使道路寿命跃升3至5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和工程成效。

现在，即使没有研究任务，他仍保持常去道路现场看看的习惯。

孙立军出了名的严谨。世纪之交，他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上海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项目研究，“项目本质上是使用经济杠杆来管理城市交通，当时国内没有先例，国际上能借鉴的案例也很少。”

项目受到包括孙立军在内绝大多数行业专家质疑。尽管不看好，他还是放弃春节假日，从调研、建模到定量分析，从核心技术、系统管理、配套设施到政策影响，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论证。三个月的分析，结果出乎预料，“相比纯行政手段，以收费手段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是很好的技术经济方案，有更多弹性和科学性”。不过，当时上海很多规划的工程正在建设，交通流的分布并不稳定，实施收费降堵方案，变数很大。

孙立军反复权衡，冷静思考了一个月，最终在可行性报告中给出“不支持”的意见，“做研究应该实事求是，科学论证。一味迎合决策者意图，不负责任，要让决策建立在科学基础上。”

经过答辩、讨论，上海市政府接受了孙立军和团队的建议，“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好的决策建议报告！”

不能以经济手段疏解拥堵，就需要通过新兴技术寻找疏堵之路。上海道路网络极为庞杂，孙立军带领团队，经过数年努力，建成我国首个城市快速路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使高架道路每天处理和服务交通的能力提高约61%，并推广到全国约150个城市，用科研攻坚为人们铺出快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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