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０日，一生致力于锁江扼浪、让天堑变通途的我国著名桥梁专家、同济大学名誉校长、享年９１岁的李国豪院士的遗体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向世人作最后的告别。

　　李国豪院士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建设和科教事业，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楷模。本报曾在２月２５日刊发了缅怀李国豪院士的追思录，今天，我们再发表一组追忆文章，以表达我们对李国豪院士的无尽哀思。

科学家的楷模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市科协主席、中科院院士 沈文庆

　　李国豪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的战略科学家，不仅以自己精深的桥梁专业技术，为国为民族争气争光，他还站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组织上海科技界的方方面面力量，为推进上海乃至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为科教兴市、科教兴国作贡献。

　　如在宝钢、上海“四个中心”建设、黄浦江上桥谁来造等重大科技项目决策中，李国豪先生都积极组织调研，向上海和中央力陈优选方案的理由，这些工作都可圈可点，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的主要依据。

　　近年来，虽然年事已高，但李国豪先生的思路始终清晰而不迟钝、不滞后。作为老科协主席，他一直关心上海科协的工作，曾多次与我探讨新形势下上海科协与时俱进的工作新思路；作为老校长，他始终关心同济大学向“综合性研究型”的转型以及学校建设目标凝炼；作为老科学家，他关注并旗帜鲜明地支持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并积极参加科技界的许多重要活动。

　　李国豪先生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和启发，他是我们科学家的楷模、榜样。

科技人员的长者
上海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于晨

　　回想今年春节我还去华东医院看望李国豪先生，音容笑貌彷佛如昨，而今先生却已驾鹤西去，令人更感伤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他在百废待兴之际出任第二届上海市科协主席，以崇高的声誉、谦和的人品，安抚了遭受心灵创伤的科技人员，激励他们振奋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离开上海市科协后，他担任了第六届上海市政协主席，继续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提升上海服务全国的能力不停工作。

　　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身负社会责任的战略科学家。他的孜孜以求不囿于纯粹的学术科研领域，更将科技同社会发展、城市进步结合起来，亲自写信给江泽民同志，积极建言献策，对宝钢、汽车城、深水港等上海重大工程的上马功不可没。

　　在我的印象中，李国豪先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那个时候科技人员和科协的关系十分融洽，你们要多关心中青年科技人员，帮助他们也有助于加强科协作为桥梁纽带的作用。他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科协工作十分有启迪。国豪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科协“三服务一加强”的新定位下把科协工作引向深入。

大师教我们怎样做人

　　惊悉李国豪先生溘然长逝，心中蓦然涌出一种痛失长者的悲伤。有些人结识数年，相隔数日，便印象全无；有些人结识数日，相隔数年，也音貌依存。在我的新朋旧友中，先生属后者。

　　我与先生的一面之缘，还得追溯到１９９８年。那年正值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４０周年，科协与新民晚报副刊《十日谈》举办“科协４０年”专题笔谈。作为第二届科协主席，先生在科协４０年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要书写科协的历史，绝然不能翻过先生这一页。受科协委派，由我去采访先生。

　　先生在任科协主席期间，成立了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使科协工作有一个划时代的延伸，为上海市重大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尤以宝钢工程为最，媒体也常以此为例，细数高顾委之业绩。事实是，不仅宝钢工程，在长江口清淤的决策中，高顾委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落笔就在此处。

　　稿件完成后，我传真给了先生。第三天，先生给我发了一个传真，大意是：文章已读，长江口清淤的项目由华东师范大学陈吉余教授主持，挂在本人头上不妥，还是采访陈教授为妥。见传真，我便与先生通了电话，说是作为高顾委主任，长江口清淤的项目是高顾委为市府出的一个金点子，是高顾委的伟绩。先生说，帐要一笔笔算清，他人的东西挂在自己的头上，你说妥不妥？见先生这般执拗，我只遗憾地撤下了这篇稿子。

　　“科协４０年”专题笔谈，没有先生这一章，永远是一次不完整的笔谈，此憾一直横亘在我的心中，可能此生也难以排遣了。但先生不为名求的大家风范，却教诲我们应该怎样做人。

       记者 周桂龙   上海科技报  2005,-3-15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