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师生良好生态关系的现场在哪里？如今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互联网时代给师生关系带来了哪些改变？过去那些与老师喝茶聊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吗？除了上课，现在的老师还剩下多少时间和精力与学生在一起？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承”的“现场”依然在，但师生彼此了解、交流的方式也更加多元了。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500多年前，孔子是这样和学生交流的。如果用现在的场景还原，大概就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老师和学生都穿得美美的，一起吃个火锅唱个歌，尽兴归校。

2500多年后的今天，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有怎样的互动？互联网时代给师生关系带来了哪些改变？那些与老师喝茶聊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吗？

除了上课，老师还有多少精力与学生在一起

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在20世纪20年代曾执教于成都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不容错过的大师课有很多，但谁的考试不容错过，大概非蒙文通莫属。

蒙文通酷爱喝茶。在四川任教时，他把考场搬到了离四川大学不远的望江楼公园的茶铺里。考试那天，蒙文通端坐在茶铺，学生依次前来“陪”老师喝茶——每个学生都要根据本学期所学，出一道题考蒙文通，题出得好，蒙先生就自掏腰包请学生喝茶；反之，学生既喝不上茶，期末成绩也泡汤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师生之间这样的“茶事”已难重现。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如果听到有人喊“老板”，不要左顾右盼寻找哪个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这只是硕士生、博士生对其导师的常用称呼。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仲理峰说：“现在有的研究生怕见导师，一是因为自己完不成学业要求，二是因为怕老师抓着他干活儿，能躲则躲。”

清华大学学生肖肖说：“工科学生的导师有时候和老板特别像，要求学生每天来实验室‘上班’，有的甚至要‘打卡’；帮导师做项目，导师每个月发‘工资’，除了给的钱比市场上少之外，其他的没什么区别。”

相比之下，肖肖的导师与众不同：不给学生派“活儿”，学生也不必来“上班”；每两周办一次学术沙龙，从严肃的学术问题，一路讨论至最近上映的电影《智取威虎山》；每天他都会给所有学生、包括毕业生群发邮件，分享自己看到的好文章、坏文章……所以，肖肖与别人提起导师时从来不称其为“老板”，而是尊称一声“大师”。

从“老师”到“老板”的转变，也并不全是老师的责任。“上海观察”曾发布过一则大学青年教师的来信，揭露了一种恶性循环：申报不到基金，评职称就处于劣势；评不上职称，就不能带研究生；没有研究生帮着做实验，就发不了文章；发不了文章，就更没有机会申报基金。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周宗凯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经常呼吁为大学教师“减负”。“教师有填不完的表、做不完的科研。除了上课，他还有多少精力与学生在一起。”周宗凯说，“学生也是，一进校就准备考研、考博，不然找不到工作，还有多少精力和老师进行真正的学术和思想的交流。双方就这样处于彼此抛弃的状态。”

面对面依然是最好的交流方式

中国海洋大学青年教师张晨认为，大学师生交流的密切程度不如中学，课外沟通的机会也很少，所以课堂是一个交流的最佳场所。张晨这学期开了6门课，与学生的大部分交流都在课上完成。

周宗凯认为，老师在课堂并不只要把课本上的知识讲完就行。“那我直接把教案刻个光盘快递到学生家里就行了，何必还要来川美？”周宗凯说，“老师的价值分分钟都在呈现。我经常跟学生说，你们不仅要听我讲，更要看我画，希望他们对课堂的现场感有一个体悟。”

毕业于南京大学的王浩回忆，当年他在南大浦口校区念书，校区距离市中心的鼓楼校区18公里，进城颇为不易。王浩笑称：“作为‘学渣’，一般和老师交流比较少。而且老师上完课就坐校车回去了，课外就是想见也见不着啊。”

学生和青年教师还能每周在课堂上见面，但有的“大教授”很少能出现在本科生课堂上。这种现象之普遍，甚至让教育部在几年前出台规定，要求高校制定具体办法，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

仲理峰说：“给本科生上课的成本很高、收入很低，教授们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做项目、做科研上。但我个人觉得，给本科生上课是最能体现教师水平的。”

张晨发现，在智能手机没有流行之前，就算学生上课也是在安静地睡觉，到了课间，教室里还是非常热闹的，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管聊的内容是什么，多少会有交流。“现在课间比上课还安静。一下课，学生和老师都忙不迭地看手机，生怕错过了什么。面对面交流的缺失，不仅是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是。”张晨说。

仲理峰也觉得，虽然大学的网络覆盖都较完善，但师生最好的沟通方式依然是面对面。“网络的效率是比较低的。你在网上怎么说和在现实中怎么做，是两码事。而且，老师在网上喊学生，或者学生喊老师，对方回不回复，能不能及时回复，都无法保证”。

但互联网有时也为师生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张晨说：“你说现在师生对彼此的了解比过去少吗，可能不是，而且了解的方式更加多元。比如，现在学生很喜欢加老师的微信，虽然朋友圈里看起来都是各玩各的，但其实也是在观察他人的世界。微信等社交网络能帮助师生了解彼此在课堂之外的形象。”

和老师聊天时收获最大

周宗凯1979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从一代美术大师袁运甫。周宗凯回忆，刚来北京上学时，没上几天课，他们几个学生就被袁老师带到了工地，去做北京几个地铁站的壁画设计。周宗凯说：“我们当时私下就骂老师，我们是来上学的，怎么把我们变成工人。但在现场操作中，我们很快感受到工艺和制作的关系，对专业水平的提升帮助很大。”

周宗凯画完稿子后，袁老师让他去邯郸陶瓷厂制作成品。结果，陶瓷厂的工人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因为画稿里那种红色，技术上根本烧不出来。周宗凯说：“我一生都感谢我的导师，他教会我在实践中整合知识、关系，大学就是一个把学生转化为社会人才的平台。”

周宗凯说：“我学到东西最多的不是在课堂，而是和老师聊天时，看老师动两笔，听老师讲故事，甚至是讲他的八卦。老师做得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都会对我有帮助。学生和老师喝喝茶、 聊聊天，其实是培养师生生态关系的现场。”

这种理想的师生关系，在当下遇到一些客观的困难。张晨这学期开的都是大课，选课学生有三四百人。“想把所有学生都认全，不可能。我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时候，也请过学生喝咖啡。但在平时，一个老师主动请学生喝茶，请哪一个不请哪一个，就涉及公平问题。老师和学生也不住在一起，如果是大学城，老师住的离学校几十公里，课外单独交流，时间成本太高了”。

而在社会风气偶有跑偏的时候，男老师和女学生能不能单独喝茶聊天，老师和某个学生走太近会不会有利益纠葛，这些因素也给师生关系投下了阴影。

所幸，这种周宗凯所说的“现场”，在一些师生之间仍然传承着。

米儿就读于北京大学越南语专业，一个班只有10个人。老师每学期都会把全班学生请到家中聚会，大家聊聊最近读了什么书、参加了什么课外活动；课后，学生也有很多和老师交流的机会。

米儿说：“学到东西最多的不是在课堂，课堂上教的东西课本里都有；自己在图书馆看书，带着问题去和老师、同学探讨，收获更大。和老师在非正式场合交流，老师会告诉你，你的长处在哪里，你是偏于文学评论、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这在大学里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老师的指点实现自我认知。”

现在正值招聘季，肖肖在考完一家单位的笔试后，在朋友圈里由衷地感激了自己的导师：“选择题：以下四首曲子哪一首不是莫扎特的作品。能做对这道题，要感谢李大师！”原来，每次去见导师，他的办公室里总回荡着古典名曲。导师还喜欢问学生：“你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吗？”因此，他门下的学生都下过一番工夫研究古典音乐。 （本报记者 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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