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起受贿案件的判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一起是“表哥杨达才案”。9月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原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杨达才的受贿数额是25万元，另有504万余元财产来源不明。
　　另一起是“房叔蔡彬案”。9月12日，曾被网曝坐拥21套房产的原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因受贿275万元，由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上述两起案件都是网络反腐的典型，法院的判决无疑也符合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问题在于，这两起案件分别是因“表”、因“房”而起，但判决结果却是无“表”、无“房”。如此结果，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被告人被举报的“表事”和“房事”，究竟是真是假？如此疑问不仅关涉举报内容的真与假，也关涉广大民众对反腐的期待，有关方面理当给个清楚明白的回应。
　　想当初，杨达才因在一场悲惨的车祸现场露出不合时宜的微笑，而引起公众愤怒，网民进而发现他有多块名贵手表、价值数万元的高档眼镜、皮带等奢侈品，这也成为纪检部门查处杨达才的直接线索。对此，杨达才当时的答复是，这十多年来确实买过5块手表，是用自己合法收入购买的。去年12月，陕西省纪委也曾表示，正在对杨达才购买手表的发票进行核查。可后来未见下文。
　　事到如今，在法庭审理杨达才的过程中，公诉内容并没有涉及其佩戴的名表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产，被举报的“表”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这难免给这场公开审判留下了公开的疑问。
　　在法律上，对官员的举报只能成为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的线索，侦查线索是司法人员获取证据材料的关键因素之一，证据材料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才能成为定案根据。因此，举报内容并不等于定罪量刑的证据。
　　但在“表哥”一案中，名表是查案的直接线索，司法机关理应厘清这些表的价值、来源，给公众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具体说来，经过查证，那些表如果达到一定价值，且来源于受贿，就应计入受贿罪的数额；如果其价值不菲，杨达才又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则应计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数额。当然，也不能排除网络曝光有误，确如杨达才当初所言，那些表是其用自己合法收入买的，但这同样也得说清楚。在网络时代，对“表”象的质疑业已成为新的舆情，有关部门的迟钝和沉默，只会让公众疑问和不解，进而怀疑反腐的力度。
　　这个问题同样在“房叔案”中发生。从该案7月26日庭审到如今宣判，法院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仅提及被告人蔡彬的两套房产。“房叔”曾被纪委核实拥有房产21套，而如今法院认定的受贿数额为275万元，这与那些房子的价值相距甚远。
　　在检方指控的全部共五宗犯罪事实中，“房叔”并没有收受他人贿送的房产，其受贿与房产亦无直接关联。法院的解释是，没有证据能证明蔡彬所购房产是通过受贿得到，作为一名处级干部，他当时的工资收入也是有能力购买这些房产的。
　　这样的解释不能让公众信服。站在辩护者的立场，也许蔡彬的21套房产有可能属其凭“独到的投资眼光”低价购得。但“房叔”的资金来源是否与其“职务之便”有关，这需要辩方拿出确切证据加以解释。否则，就应以来源不明财产论。
　　从“表哥”获刑而与表无关，到“房叔”受审却与房无涉，难怪有人发出这样的质疑：“这样的结果，总是让人有些如鲠在喉、难以舒畅。”公众对官员财产产生巨大的疑问，已构成权力部门必须直面的“舆情”，相关反腐部门理应主动答疑解惑。唯有如此，才能让制度的笼子“密而不漏”。
　　总之，惩治腐败是通过司法程序的步步深入来查明真相，也要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回应公众对真相的吁求，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此，若有关部门经过查证，否定了原先的举报线索，应该由纪检、检察或者审判部门相互协调，根据案件发展的实际，由某个部门及时做出明确的回应。如此一来，民众的“心结”才能迎刃而解，司法的公信力才能得到提升。或许这也是反腐部门应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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