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度通胀与适度增长或将长期存在
　　由于未来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资源品价格的上升、以及国内土地可供面积的逐年减少地价上升等因素，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外贸增长将进入瓶颈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降低、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的持续增加，将使未来中国经济呈现“适度增长、中度通胀并存”的格局，8%至9%的增长或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甚至不排除经济增长在7%至9%，而未来的CPI或可能长期在4%至5%范围之内徘徊。未来中国将进入中度通胀和适度增长期，中国经济政策未来应在保增长和控通胀之间取得平衡。
　　明年GDP增速在8%至9%，CPI平均值在4%左右的概率颇大。
　　中国未来不应追求“低通胀”，对“中度通胀”要学会适度容忍，对中国而言，现在最应当考虑的是在复杂的全球经济态势中应当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政策方面需要在保持适度增长和中度通胀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二、继续对输入性通胀保持警惕
　　中国明年还应进一步警惕因外部经济不确定而引发的输入性通胀问题。
　　欧债危机继续蔓延至欧元核心国家，欧美为应对债务危机而进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将带来新的流动性泛滥，油价前期受欧美债务危机已有所回调，但近来又再度上调并接近百美元水平。国际经济未来企稳后，全球流动性的泛滥将促使热钱流入商品及资产市场，大宗商品有被炒高的危险。由于中国是国际大宗商品最主要的需求国，并且中国没有定价权，因此一旦涨价就可能传导至国内，因此中长期看，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三、货币政策不能总被猪“绑架”
　　有民众据此戏言：“要了解印度的通胀水平，就必须看看该国的洋葱价格；欲了解中国的通胀，就必须关注猪肉价格”。在今年控制通胀的几大关键时点，猪肉曾多次“搅局”，不断推动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创出新高，从而引发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有两大因素造成猪肉价格“绑架”中国经济政策，首先是CPI构成结构的问题，再者是猪的生长周期和市场周期问题。
　　CPI中食品占比约在33%左右，而食品中猪肉又是大头。猪肉消费在中国居民肉类消费中的占比高达65%，因此猪肉价格一旦上涨就会推高CPI走势。有分析指出，猪肉价格每涨两成，就会影响CPI约0.6个百分点，若考虑联动因素，或影响CPI约1个百分点左右。
　　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具有“猪周期”痕迹，每当猪肉价格上涨时，大家都投资养猪，养的人多肉价自然就贱了，但猪肉价格一旦下行，猪肉养殖户又开始减少养殖量。因此，猪的生长周期决定了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在养猪的问题上，市场会有滞后效应，并且养猪人多少也有些盲目性。随着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影响到CPI的波动，从而使得宏观经济政策也具有了一些“猪周期”痕迹。
　　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被猪牵着走，不能够因为一头猪而采取紧缩政策“搞死”一批企业，碰到具体问题时应分解猪肉价格上涨因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底是经济过热，货币超发还是由于猪的生长周期、自然灾害等非货币超发原因造成的，然后再对症下药。如果只用货币紧缩手段来应对猪肉价格因市场反应滞后的周期变化，而不是有针对性地解决猪肉生产周期性波动，国家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猪肉价格波动问题。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政策难免会造成超调或药补对症。
　　有了“菜篮子”、“米袋子”工程，还需要“猪圏子”工程，政府应该在生产、流通、收储等方面对猪肉生产周期进行逆周期调控，避免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从而使中国经济和经济政策彻底摆脱“猪周期”绑架和束缚。

（石建勋：同济大学财经与证券市场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