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等。兼任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等。   

      中国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如果说1949-1979年的第一个30年是以政治时代为特征的中国发展1.0，1979-2009年的第二个30年是以经济赶超为导向的中国发展2.0，那么未来的第三个30年将是以科学发展为导向的中国发展3.0。如果认识到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那么就会认可中国发展3.0的方向应该是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但是，当前我们对有关生态文明的理解和阐述存在着一些误区。这里我想针对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基本问题，谈一些深化中国生态文明研究的思考。
向“深绿色”转变的生态思维
      并不是一切标榜为 “生态文明”的理念、学说、口号都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益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深绿色的角度去引导社会改进传统的发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浅绿色的水平上去号召人们被动地应对资源环境问题，那么这样的生态文明是不可能换来我们所期望的中国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
      当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过程本身的改革和转型。另一种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认识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社会模式变革，从根子上消除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区分这样两种思考的优劣是容易的。只要看一看多年来我们的“传统经济+资源管理”和“传统经济+污染治理”模式的现状，就可以看到游离于经济社会过程之外认识和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的局限了。
      事实上，按照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在污染造成以后进行治理。从理论形态上，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处理资源环境的学说，如关注微观效率的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属于这样一类具有补充型改进的理论，它们本质上是以服从和支持经济增长范式为前提的。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通过变革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使得污染较少产生甚至不再产生。从理论形态上，是1972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和后来崛起的生态经济学或稳态经济学，开始对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范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反思。
      我曾经指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背后实际上是浅绿色与深绿色的差异。今天我想再次强调，只有深绿色的思考才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浅绿色思想与深绿色思想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 （1）在驱动机制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而深绿色的反思，则重在探讨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2）在问题状态上，浅绿色的反思，常常游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两极对立之间，甚至演变成为反发展的消极意识；而深绿色的反思，则要弘扬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并努力寻找环境与发展如何实现双赢的路径。（3）在对策反应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并聚焦在针对问题症状的治标性的控制对策上；而深绿色的反思，则更多地提出针对问题本原的预防性解决方法，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概言之，浅绿色的反思是就环境论环境，较少研究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结果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修补与改良；深绿色的反思则洞察到资源环境问题的根因在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之中，要求从发展机制上防止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工业文明的创新与变革。
      指出只有深绿色的思考才是生态文明的真谛，对于中国未来第三个30年的绿色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我们需要认识到，并不是一切标榜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学说、口号都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益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深绿色的角度去引导社会改进传统的发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浅绿色的水平上去号召人们被动地应对资源环境问题，那么这样的生态文明是不可能换来我们所期望的中国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
      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即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理由。生态门槛的理由在于：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已经从人造资本转移到了自然资本，因此有效地配置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自然资本，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资源供给能力，还包括地球对于污染的吸收和降解能力，以及生态愉悦等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迅速崛起的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资本论 （Natu－ralCapitalism）。传统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地依赖于人造资本 （表现为机器、厂房、设施等运用自然资本制造而来的人造物品）的增长，并以严重地损害自然资本为结果。而新的自然资本论则认为，经过将近200年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的资源稀缺图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人类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必须停止经济增长对于自然资本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建立起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新的生态文明，实现保护地球环境和改进增长质量的双赢发展。
      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支持。1996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克纳格和他的同事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来强调经济增长出现了生态门槛。生态足迹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源（粮食、饲料、树木、鱼类和城市建设用地）和吸收污染物（二氧化碳、生活垃圾等）所需要的地球土地面积。他们测定了从1960年以来地球每年提供给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资源及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生态足迹情况，发现人类经济增长的生态足迹与我们的地球能提供的生态供给相比，从1980年左右开始超出了地球的能力，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左右。这就是说，地球的自然资本从盈余变成了亏损，今天我们已经需要用1.25个地球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发现，为2008年以来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双重挑战而提出的 “全球绿色新政（GlobalGreen New Deal）”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果生态门槛表明了在自然资本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那么我们还面临着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导致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改进的福利门槛。传统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增长的极限》一书开始，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导致福利增加提出了许多质疑，以致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 1972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实证研究发现1925-1965年间的世界数据表明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还是正相关的：GNP每增加6个单位，经济福利就增加4个单位。但是20年后，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戴利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的概念。因为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人类社会的真实福利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也就是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全部转化为人类福利。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家麦克斯-尼夫提出了著名的“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生活质量的改进，超过这个范围如果有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也许开始退化”。后来有许多人作出了支持这个假说的研究。
      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假说，对传统经济学家坚信不疑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福利增长的信念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经济持续增长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是生态文明概念得以建立的另外一个基石。遗憾的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传统经济学家基本上不再理会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甚至认为“这不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中国未来岁月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的工业文明道路来。
      如果对生态文明下一个有操作性意义的定义，那么我以为生态文明就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其中，自然消耗可以用生态足迹、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表示，而社会福利可以用客观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人均收入、人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水平等组成），或者主观指标如世界幸福网络测定的各个国家的主观满意指数等表示。
      进一步地，与工业文明的增长范式受到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两个约束相对照，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可以用戴利在生态经济学中提到的公式即EP=WB/EF=WB/EG×EG/EF进行衡量。其中， EP （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WB （wellbeing）表示人类获得的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EG （Economic growth）表示由人造资本存量或GDP表现的经济增长， EF （E－co-footprint）表示生产和消耗这些人造资本的生态足迹。
      于是，可以看到实现生态文明要求有两个重要的脱钩：一是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EG/EF），即经济增长是低物质化的，这意味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消费；二是生活质量（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WB/EG），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以上两个脱钩，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未来30年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社会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基本区别。在后者的情况下，一方面是用日益增加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类的福利带来持续的增长。
      虽然以上有关生态文明的操作性定义以及两个脱钩是有普适性的，但对于不同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却需要有不同的要求。当前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发展的第四阶段。这样的解释虽然适合于把握世界发展的总趋势，适合于理解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但用来套用中国这样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情况未免就简单化了。
      事实上，需要区别两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一种是后工业化国家的生态文明，他们的任务是实现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的生态化改造；另一种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我们的任务是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如果我们以当前世界人均生态足迹不超过1.8公顷的人均地球生态容量为自然消耗的允许门槛，以人类发展水平超过0.8为实现发展的基本尺度，那么当前世界上的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高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例如美国1975-2003年间在增加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9）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均生态足迹 （从人均7公顷增加到了10公顷左右）。 （2）低人类发展与低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属于这种类型。当前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还不到0.8，人均生态足迹是1.6左右。 （3）低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有高的生态足迹但没有换来高的人类发展，例如巴西从1975-2003年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容量（1.8），但是人类发展仍然属于中低之列。而倡导生态文明，是要让所有国家都走上低生态足迹和高人类发展的发展道路，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水平。
      实际上，相对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要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因此实质是新型工业文明的问题。于是我们需要划清两种思想认识的界限。一方面，对于有人认为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是否早了的观点，我们强调中国要搞的工业文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文明，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不是过早了。另一方面，衡量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指标与目标又不能太高，因为这样会犯超越发展阶段而降低发展节奏的错误，无法回应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人士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对中国必要的经济增长的种种指责，例如当前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变化责任的批评就是如此。概而言之，中国未来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出中国特色的生态化的工业文明道路来。
如何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认识到，物质规模增长只是发展初期的特征，而社会福利发展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到了一定阶段，增长是需要停止的而发展则是可以持续的。
      中国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了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系统化的内容。我以为，在促进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化方面，需要确立下面几点前提性的认识：
      第一，中国的生态文明需要落实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的物质层面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走生态文明道路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过200多年慢慢创建起来的、成熟但是传统的物质设施（包括城市、工厂、道路等），其实并不适合进行全方位的脱胎换骨的生态变革，而且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城市、公路、街道、工厂、住宅区和公共设施越多，生态导向的改造和变革就会越困难。中国虽然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与庞大的人口和空间分布相比，中国总体上的物质基础建设仍然是不够的，因此物质层面的发展中状态为发展生态文明提供了主要的机会和空间。
      第二，虽然在物质层面上中国有着发展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是需要以清醒的思想认识和有力的政治能力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消极面，没有主动解决工业文明问题的积极性，决策的目标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够迅速做大GDP上；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没有进一步做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各种实质而具体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难以在物质层面得到实现的。
      第三，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与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是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理论形态用较长的时间慢慢演进不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特别需要有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研究和阐述生态文明的一般内涵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让生态文明的文化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固化到我们的制度体系中去，特别是要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对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头脑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的物质层面发展。
      那么，什么是最需要内化和固化到我们生活之中的生态文明的基本文化呢？
      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福利既需要来自经济系统的人造资本，又需要来自自然系统的自然资本，认识到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包含与被包含、互补性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和可替代的关系。
      其次，必须认识到经济系统的物质规模增长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认识到物质规模增长只是发展初期的特征 （就像青年时代长身体阶段那样），而社会福利发展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就像人类一生的长素质阶段那样），到了一定阶段，增长是需要停止的而发展则是可以持续的。明白这一点，当我们进行经济决策时就会首先考虑自然资本供给的容量，从而让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而不是相反。
      第三，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要考虑非帕雷托效应的分配，即需要降低富人的非基本的过度的物质消耗，为穷人的基本需求提供发展空间。有了这条法则，我们就会关注生态公平在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特殊意义。例如从世界范围来说，我们有理由在二氧化碳排放等自然资本分配问题上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从国内来说，我们需要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通过生态补偿等手段进行合理的自然资本分配。
      最后，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对效率的关注需要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转移到自然生产率上来，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在于用更多的劳动 （可再生的资源）来替代更多的自然资本 （不可再生的资源）。由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稀缺自然资本的资源生产率。中国的税收改革需要在税收规模保持不增加的情况下，实行从对劳动课税到对自然消耗课税的结构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