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在云南住了几天。到了昆明，直奔现在的云南师大、当年的国立西南联大，准备发思古之幽情。到了这个曾经被称为“民主堡垒”的地方，发现西南联大的历史几乎被简化成“一二·一”运动史。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隐身于一个角落，不足为外人道也。极尽哀荣的西南联大杰出校友，除了“一二·一”运动中遇难的两位学生，就是一些核弹、航空专家，文科教授中只有闻一多、李公朴两位先生，被反复提及。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校门口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名录的石碑，那些熟悉的名字不偏不倚。 

当然，没有必要将西南联大神话，也没有必要神话民国。钟岩苑先生在《究竟是谁的西南联大？》（《南都周刊》2010年8月23日）里，批评《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编辑粗陋”，缺乏必要的背景介绍，同时指出这本书“以偏概全”，“记录了西南联大左翼学生的八年，但没有记录普通学生以及右翼学生的八年”，文章最后批评了把“怀旧”当神话的倾向。这种批评性的书评，现在很少看到，我总觉得多多益善。被批评者不必生气，一本书有人认真读过并且写下读后的感受，是件幸福的事情。如果有不同意见，接着撰文反驳，你来我往，其乐也融融。 

离开云南师大，取道云南大学去翠湖，偶遇会泽院，这是20世纪20年代东陆大学的校址，在唐继尧先生的主持下建立。会泽院和咫尺之遥的熊庆来、李广田故居，在傍晚的阳光下迎风而立。虽然刚刚说过不必神话民国，但是民国的风物常常别有一番气象，或许不是民国太“神话”，而是今日太“魔幻”。 

到了一座城市，免不了要寻访书店。用手机上网搜索了一下，立即看到麦田书店，再查看一下地址，就在附近，于是摸索过去。书店很小，似乎比大学的寝室还要小，密密摆放着书架，人在里面勉强转身。寻访书店，我的主要目的不是买书，而是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但是到了这些独立书店，我又总是要买些书，尽管明知道这些书在上海不难找到，不必千里迢迢地运回，但是不如此，无法表达我对独立书店的精神认同。挑了几种，其中有赵萝蕤先生翻译的《草叶集》（重庆出版社，2007年），这个译本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曾经出版，属于著名的“网格本”，现在很难找到，幸好重庆出版社再版。 

谈到书店，在豆瓣上看到一则消息，位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夏书店，被校方勒令撤出校园。据说是因为销售台版史景迁的著作，又据说书店并未公开销售，有同志主动询问，店家拿出，被钓鱼。都是“据说”，迄今没有看到公开报道，但是书店即将关闭，得到网友证实。在网上看到华东师大师生致信校长，情真意切，希望能让书店继续生存。大学之大，难道容不下一家书店？这种消息总是让人黯然神伤。 

谢朝平先生以《火花》增刊的方式自费出版《大迁徙》，增刊没有及时报批，这是瑕疵，但陕西渭南警方以人口普查为名，跨省抓捕，这就不是瑕疵，而是巨大的错误了。同样，如果书店销售台版史景迁，是程序上的瑕疵，因此让书店关门，就是错上加错。 

文化部部长蔡武先生，抵达台北访问，一出机场就直奔胡适故居，此外还参观了钱穆故居，他对两位先生充满敬意，并且表示钱穆全集将由九州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是“传统文化的一件盛事”。据悉，钱穆全集将一字不改。对胡适和钱穆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两位先生的文章中敏感词出现的频率，远甚于史景迁。既然胡适全集和钱穆全集都可以在大陆出版，对于台版史景迁的著作，又何必那么草木皆兵呢? 

周保松先生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三联书店，2010年6月），有一篇跋《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他回忆在香港中大读书期间，曾经策划几次论坛，一次是邀请香港三大政党党魁和一位名嘴，讨论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近千同学参加，从黄昏到天黑，挑灯夜辩。大学里有各种读书小组可以参加，他还参与学生报纸，报纸不仅发表对大学校园的看法，还关注香港、珠三角乃至全球的问题。作者笔下的大学生活，对于今日内地的大学生来说，恍如隔世。 

周保松还著有《相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在内地出版。承蒙作者赠送，得以先睹为快。《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是一本学术著作，读者以政治哲学的爱好者为主，《相遇》是一本随笔集，适合每一位具有反思意识的大学生。书中收录了他和老师的对话，和学生的通信，还有一些随笔。看到这些，同样作为大学教师的我，自愧弗如。抛开体制性的因素，作者给同学写信交流，常常数千字，虽然我跟同学的交流不算少，但是常常以聊天为主，很少付诸笔墨。周保松指出，香港中大最重要的传统，是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我想，这也应是所有大学的精神。不过，实践了这种精神的大学屈指可数。所以，我们才会那么缅怀西南联大。 

（作者系文化学者，现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