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根上讲，世界主义对应的英文单词Cosmopolite，来源于希腊文cosmospolis。这个词是由cosmos和polis两部分构成，前者指“宇宙”、“世界”，而后者指“城邦”、“城市”、“市民”。因此它的原义，是指“世界城市”或“世界城邦”。

世界主义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犬儒学派(Cynicism)。这一学派的信徒第一次表述了世界主义的思想，即“宇宙公民”（citizen of the cosmos）。后来，西塞罗、卢修斯·塞涅卡、马克·奥勒留等禁欲主义者采纳并完善了犬儒学派的理念。在斯多葛学派看来，人们生活在两重世界之中，一个是和出生相联的“当地社区”，二是由人类理想所支撑的“社群”，而后者对个体而言远比前者更加重要。个人的忠诚，首先应该献给“人类共同的道德理想”。斯多葛学派虽强调超越城邦的人类共同理想，但同时并未忽视“对当地、亲友、家人、朋友和同胞的关怀”。只是从重要性上来看，人类的道德理想更加重要。

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主义观点，不仅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更涉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管理，还提出应在理性、公正、彼此认同等具体的普适性道德原则下开展民族、国家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在当代全球化大背景下，如何协调民族国家利益和国家间相互合作的关系，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物质产品、人口、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经济上突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联系；在政治上，全球化造成了国内和国外政治联系相互交错、互相影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关系成为了政治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在文化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不同民族的思想、道德层面的尊重、平等、友爱，常常被视为世界主义视域下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由此，世界主义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主张爱整个人类，要对每个个体都尽到责任，不分国家、民族。

世界主义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强调国家间的合作与民族间的融合，更在于其对民族差异的认可和尊重。世界主义的着眼点是处理民族与国际、地方与全球的关系，因而自然衍生出如何看待“他者”“差异”的问题。世界主义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处理地方与全球关系的模式：尊重并承认民族差异，又不使民族差异绝对化；个体既立足自身生长的地域，又着眼世界对全球事务有责任感；依据道义准则，建立地方和全球之间“亦此亦彼”的新型协作。正是由于以上内涵，造成了世界主义和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普世主义等概念的差异，并体现出了自身独特的优势。

世界主义的意义，还在于强调个体对他者所应承担的义务和通过对话模式促进世界范围的民族国家联合。世界主义倡导实现地域联合和全球一体化协作，共同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和社会问题。这意味着个体不但对自己所生活的区域肩负责任，还要对世界其他地域的其他种族肩负相同的责任。世界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人们对超越亲情关系的他者的仁慈和所承担的义务。世界主义者共同接受的理念，是既不忘记区域性忠诚，还对区域外的他者负有一份责任。这就需要人们不再囿于区域性局限，不再有西方和东方的严格划分，承认、平等对待民族差异，推进和“他者”的对话交流，而且，平等对话和交流成为了跨地区、跨民族联合的唯一有效途径。这就需要人们回到“对话模式”，尤其是生活方式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的对话，从而建立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世界主义主张一种更加包容的胸怀，主张“亦此亦彼”的包容共存，否定了全球与地方、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

世界主义虽被应用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并且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同领域的世界主义总体蕴含着以下共同内涵：

一是尊重并平等对待文化他者和民族差异；

二是坚持对话和道义原则，促进超越种族、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

三是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人类共同责任的承担。

总之，世界主义的内涵是全球一体化，核心是超越种族、地域、国家限制的平等、尊重、博爱等道义原则，途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与融合，目标是建立责任共同承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就是要推动世界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通过友好协商，共同承担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最终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天下为公”理念在新的世界发展阶段的自然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担当与世界责任。

中华文化强调“以和为贵”。面对矛盾和冲突，中国文化首倡以德报怨，先礼后兵，无论是面对个人危机，还是国家发展困境，还是世界变局，中国人首先遵循的化解之道就是和解，从中体现的是一种客观而公正的价值观。遇到矛盾不主动寻求对立，不主动激化矛盾，而是正视矛盾，在承认矛盾对立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推动矛盾各方坐下来、谈起来，共同找到矛盾的结点，各退一步解决问题。这与美西方所遵循的“利益论”“冲突论”“阴谋论”有本质上的区别。美西方遇到矛盾首先是推责、抹黑，将物质利益置于矛盾冲突的首要根源，并以“地缘政治”为理解矛盾的视角，建构以“他者”而非“合作者”为坐标点的关系网，激化对立与竞争，实际上就是以西方为坐标原点，维护西方利益为首要。

中华文化强调“趋同存异”。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人与国家之间。中国哲学源于自然，最懂得基于自然之道的世界之道，以生态和谐之理用于世界文明生态治理，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置于世界主义的和平理念内加以协调，在差异中寻求文化共通之处，建构一种和平、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人类共通价值观，以“文化趋近性”“文化相似性”为世界文化合作基础，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链接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

中华文化强调“和合偕习。”《管子·幼官图》 有言：“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和合”基础为“道”和“德”，民众拥有共同的道德、理想，然后可以和谐融合，进而形成民心和谐的社会风尚，民众同心协力，共同推动全社会发展，一旦实现了民心相同，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战胜了。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追求以“和”求“合”，以和谐求合作，强调不同人之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和平合作，融合统一。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平等、包容、以多求一，以一融多，这是中国式的世界主义。

中华文化强调“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结。《南史·宋纪上》:“夫树君宰世，天下为公。”李贽 《答耿中丞》:“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孙中山 《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2023年约翰内斯堡当地时间8月24日，习近平主席：“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有大国博弈的冲动，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种中国特色的世界主义蕴含的“天下情怀”，既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动力，也是目的，是中国对世界的主动担当，责任担当，是世界多极化态势下中国要以中华民族智慧推动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以推动世界不同文化和谐共生，实现全球文化平等，是中华文化的使命与担当。

康德主张国家民族间应彼此容忍与和平相处，世界主义秩序应基于相互沟通的意愿，并以理性、公正、主体认同为原则。不同国家之间应热情相待，应保持跨越国界的博爱与道德，应在理性、公正、彼此认同等具体的普适性道德原则下开展民族、国家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中华文化强调文化和谐也应以“礼之用”“克己复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以道德律令自我约束并相互约束，以退求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世界和平，人类亲善。

（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院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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