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之美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下，“城里人”和“乡下人”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阶层。一个“乡下人”，终极理想是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而这对一个“城里人”来说，连初级理想都算不上，只是一个现实起点。这种巨大的差异，使得“城里人”对“乡下人”习惯性地歧视，也使得“乡下人”增添对“城里人”的仇视，歧视和仇视互相推动，暴力指数迅速增长，走向城市之美的反面。

　　追溯历史，城乡之间并没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官场得意的官员常常告老还乡，官场失意的官员也可以求田问舍。晋代，在洛阳做官的张翰想起家乡的莼菜鲈鱼，辞官回到江南，莼鲈之思成为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等反复引用的典故。

　　如果在今日，张翰要么在乡间建造别墅，京城、乡间两地往返，要么请家乡的父母官空运新鲜土特产，不太会完全回到乡间。低级别的官员则是无处归田，“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者“回家卖红薯”都已是失传已久的传说。在王跃文2009年的小说《苍黄》里，县物价局长怀疑自己的位子保不住，问县委办公室主任自己是否闯祸，并且自我安慰道：“老子大不了回家种地去。”对方开玩笑道：“你在乡里没有地了吧？早收回村集体了。”县物价局长万分感叹：“不配合组织上演戏，归田都没处归！”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乡村是可以被“田园化”的，这与乡村自治有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皇权一般只到县政，县级以下的乡村属于绅权的范围。但是这种格局随着“打土豪、分田地”而彻底解体，乡村在行政权力的直接管理之下。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英国，自治成为城市精神。在11世纪就有很多自治城市， 1215年著名的英国《大宪章》在第13条明确表示应该承认伦敦以及其他城市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在美国，自治成为这个年轻国家的精神传统。19世纪的托克维尔，高度称赞了美国的乡镇自治，指出这些乡镇居民 “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来实现”。他同时批评了欧洲的一些统治者：“他们许多人只承认乡镇精神是维持安定的公共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知道怎么去培养它。他们害怕乡镇强大和独立以后，会篡夺中央的权力，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你不让乡镇强大和独立，你从那里只会得到顺民，而决不会得到公民。”需要补充的是，顺民和暴民往往一体，他们在可以忍辱负重的时候是顺民，超出忍耐的临界点就会成为暴民。如果政府仅仅惩罚暴民，不去反思自己培养顺民的问题所在，那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将近两百年过去了，不仅英美，在欧洲大陆，自治已经成为公民的“天性”。遗憾的是，中国的乡村自治非但没有蔓延到城市，反而被连根拔起，以至于直到2009年，成龙还在声称“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便会为所欲为”。

　　事实上，中国从不缺乏自治的传统，中国民众也不缺乏自治的能力。从近年来诸多维权事件来看，民众不仅可以自我管理，也拥有管理社会的能力，只是缺乏足够的空间。虽然自治需要在乡村和城市同时推动，但是市民应该领自治风气之先，毕竟城市拥有更多的精英、更多的媒体和更多的现代意识。此处所说的市民，不限于城市户籍拥有者，而是指所有在城市居住的民众。

　　托克维尔曾经这样描述那些自治乡镇的居民，“他们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这与歌唱“帝力何有于我哉”的中国老汉，有异曲同工之处，正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当一个市民不再被视为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当一座城市允许并且鼓励具有德性的公共生活，市民的善就会被激励，而恶就会被抑制。德性的标准，应该由市民经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在共识之上可以保有差异，不是由行政权力通过文件或者口号予以统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