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拥有无数身份：留级生、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80后作家、赛车手、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但是近日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公民韩寒”成为该期杂志的封面标题，并且迅速在网络传播。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韩寒的谦辞，那说明他既不理解何谓韩寒，也不理解何谓公民。

　　今日中国，最为稀缺的不是作家也不是意见领袖，而是公民。未来中国，无需人人都是作家或者人人都是意见领袖，“六亿神州尽舜尧”只能是一场灾难，人人都是公民却是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公民不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拥有某国的国籍即为该国公民)，而是指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实践的公民，他知道自己拥有哪些公民权利，也知道自己需要承担哪些公民责任，并且实践这种理念，不是“被拥有”和“被承担”，也不仅仅是“知道”而已。

　　在接受采访时，韩寒表示自己与郭敬明“男女有别，没有什么可比性”。“男女有别”的说法容易引起争议，这主要是一种修辞，表明两者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因此断定韩寒歧视女性。

　　韩寒和郭敬明，都曾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都是在80后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韩寒和郭敬明的区别，就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剽窃庄羽的《圈里圈外》。小偷也有公民权，一个小偷偶尔失足，此后纠正自己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合格的公民。但是郭敬明拒绝表示道歉，所以，王朔多次指出郭敬明是一个小偷，不仅针对他的剽窃行为，主要是针对他拒绝道歉的行为。

　　韩寒对郭敬明的批评不是针对剽窃行为，而是针对价值观。他指出郭敬明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没有理想和精神的层面，追求物质没有关系，依靠个人努力获得物质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但是郭敬明谈到物质，似乎那些物质从天而降，无需付出个人努力。韩寒和郭敬明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可以视为公民和“小偷”的区别：公民同时拥有精神和物质的需求，不会因为一种需求放弃另一种需求，满足物质需求的方式是个人努力；“小偷”则是物质需求至上，并且期待物质是先天拥有的。

　　韩寒和郭敬明的价值观，不是“男女有别”，而是“高下立判”。经过几十年的反思，我们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是这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我们陷入相对主义，拒绝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做出评判。韩寒拒绝这种相对主义的思维，他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价值观有贵贱之分，郭敬明“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确实，多元主义，不等于相对主义。因此，我们不必讳言，韩寒的价值观优于郭敬明的价值观，就像公民的价值观优于“小偷”的价值观，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小偷”也有存在的权利。

　　如果以网络文化符号作为比附，韩寒是一只生猛的草泥马，与其他草泥马一起维护个人的权利；郭敬明则是酱油男，除了个人的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维护个人利益，本身无可指责，打酱油当然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不允许打酱油的时代是可怕的，但是如果一个时代个人都沉迷于打酱油，同样是可怕的。个人利益仅是个人权利中很小的一部分，一个个体不仅可以打酱油，还享有吃“卧草”的权利，还有与其他草泥马一起打败河蟹的权利。做草泥马，还是做酱油男，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草泥马比酱油男更值得赞美。

　　公民韩寒和“小偷”郭敬明，草泥马和酱油男，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还代表了两种“高下立判”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种“贵贱之分”，只能说明我们也成了酱油男。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2009年11月07日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