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11月1日报道十八世纪德国的康德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二十世纪捷克的哈维尔却说：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究竟是仰望天空，还是潜入井下，这取决于繁星的位置，阿伦特将繁星隐没的时代称作“黑暗时代”。我们习惯于随意使用“黑暗”一词，对立两方互相指责对方“黑暗”的壮观，触目可及。阿伦特对黑暗时代有着清晰的描述，特指公共领域消失、人类无法通过言语和行动展示自身的时代。但是，她同时指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在《黑暗时代的人们》里，她认为莱辛、卢森堡、雅斯贝尔斯、本雅明、布莱希特等发出启明的光亮，这是“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却“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阿伦特表示，自己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哈维尔替她回答了这个问题，启明的光亮既不是来自蜡烛也不是来自阳光，而是来自井里的繁星。蜡烛照亮别人的代价是自焚（“蜡炬成灰”），阳光会灼伤人们的眼睛（参见俄罗斯电影《烈日灼人》），只有繁星发出的光亮，“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却更加永恒。
　　《欧洲精神》的三位主角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都是“黑暗时代”的人们，也属于那些隐没于井下的繁星。
　　米沃什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最为中国读者熟悉，他的《拆散的笔记簿》、《米沃什词典》和诗歌已经陆续译成中文。1951年，时任波兰外交官的文学中年米沃什利用工作之便“叛国”，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大约四十年，直到波兰转型之后，重返故国。米沃什逝世后，波兰总理将这位昔日的叛国者称作“伟大的波兰人”。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帕托什卡（又被译作帕托契卡）几乎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绝大部分作品被禁止出版，由于德国入侵和“布拉格之春”，他公开执教的时间只有七年。帕托什卡没有因为处于地下状态而沉默，他不仅在家中开设私塾，传授苏格拉底的哲学，还担任了“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因此遭到逮捕，1977年3月13日经过长达十个小时的讯问之后，因脑溢血“被自杀”。帕托什卡的葬礼让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惊慌失措，那一天布拉格的花店被勒令关门谢客。以“解构主义”而著称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将他的手稿带出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种种努力，1981年，德里达到布拉格与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交流，在机场遭到“老大哥”拦截，以“交易毒品”的罪名被捕，后来在法国政府和总统密特朗的介入之下，方才得以释放。德里达以积极介入黑暗时代的方式，反驳了对于“解构”的误解，他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
　　毕波，我此前对他一无所知，但是在这个夏天两次与他相遇。一次在侯凤菁的《燃烧的多瑙河》里，1956年的秋天，匈牙利出现“布达佩斯之春”，苏联悍然干涉他国内政，派兵占领了匈牙利，当士兵冲进国会大厦，只有一个人还在坚守工作，他就是国务部长毕波（侯凤菁译为“比波”）。这位部长正在起草一份抗议苏联武装侵犯匈牙利的声明，他客气地告诉士兵，自己正在处理紧急公务，士兵大受感动，竟然自动地在门外站岗，保护毕波不受干扰地继续工作。看到这个阿基米德式的传奇，我既对苏联士兵产生了有限的好感，他们毕竟没像罗马士兵那么二话不说、拔刀就砍；也对毕波充满好奇，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一位部长如此视死如归？直到在《欧洲精神》第二次遇到毕波，才明白他主要是位思想家，而非行政官员，支撑他临危不惧的与其说是职业伦理，不如说是价值理性。在他视死如归的细节上两本书有些出入，《欧洲精神》认为是苏联士兵无视毕波的存在，使他得以继续工作了两天，但这似乎低估了苏联士兵的能力。毕波最终被捕，在死刑判决宣布之前几个小时，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改判为终身监禁，后来遭到大赦，在监视之下度过余生。
　　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都来自我们称之为“东欧”的地方。东欧曾经深陷“黑暗时代”，贡献的繁星却不只以上三颗，捷克的哈维尔、赫拉巴尔、克里玛，波兰的米奇尼克、希姆博尔斯卡、柯拉柯夫斯基，罗马尼亚的马内阿……为何同样是“黑暗时代”，一些地域始终有星星点灯，另外一些地域却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个问题一言难尽，但是“东欧”既承接了欧洲精神又是“二等欧洲”的双重身份，为“黑暗时代”的人们提供了精神资源和现实观照的双重视野，这是其他地域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
　　在《帷幕》里，昆德拉反复强调东欧应是中欧。这不是他的一家之言，应该视为正本清源。冷战的东/西二分法，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在政治地理学的版图里被划到东欧的范畴里，但是从地理自身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位于中欧；如果从历史、文化、思想的角度来说，他们承接的不是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精神、波兰精神、罗马尼亚精神，也不限于中欧精神，而是整个欧洲的精神资源。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都会把全世界的精神成果引作自己的资源，这不足为奇。但是对于中/东欧知识分子来说，欧洲精神不是他者，不是他山之石，而是内在于自身的传统。即使在“脱中（欧）入东（欧）”的时代，欧洲精神的传统也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中断，甚至他们的“带头大哥”苏联，绝大部分国土位于亚洲，在自我认同上也“脱亚入欧”，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出现。
　　法国学者拉瓦斯汀选取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作为《欧洲精神》的主角，不仅因为他们承接了欧洲精神，还试图从他们那里寻找到“未来思想欧洲的开端”。昆德拉着重于把东欧从苏联的卫星国拉回到欧洲的中心，拉瓦斯汀更倾向于认为中/东欧知识分子呈现了“另一个欧洲”。一度深陷“黑暗时代”的他们，拥有对欧洲精神的不同理解，比如在萨达姆的问题上，一些中/东欧知识分子支持美国的行动，与欧洲知识分子的主流声音具有很大差异。拉瓦斯汀反对轻易将他们打入另册，她指出米奇尼克把对萨达姆的战争归入波兰反对希特勒或者芬兰反对斯大林的战争系列，认为这些都是正义的，是因为米奇尼克对“黑暗时代”记忆犹新，认为“让人道规则在国际关系中消失是对专政的一种包容”。中/东欧知识分子的立场当然可以商榷，但是如果欧洲的主流知识分子把反美视为承接欧洲精神的表现，却不对一些欧洲国家在历史上的绥靖政策进行检讨，欧洲精神就会逐渐单一化。欧盟对中/东欧的接纳不是一种恩赐，而是收获，曾经“黑暗时代”的“二等欧洲”，将会提供“另一个欧洲”的历史经验和问题意识，使欧洲一体化不是欧洲精神一体化，而是带来欧洲精神的多样化。
　　拉瓦斯汀指出米沃什的思想具有中/东欧知识分子的特征：“一方面承袭了某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浪漫主义批评，表现为不含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文化多元性的一贯坚持和尊重，同时另一方面继承了启蒙时期的普遍主义，表现为不含等级倾向的将个人尊严视为最高价值。”可以这样说，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创造着具有东欧特色的欧洲精神，这种东欧特色，反而更具普世价值，即使遥远的东亚读者也会从中有所收获。
　　“纯洁性”一向为各方喜闻乐见，作家主张“清洁的精神”，政府主张“清除精神污染”。但是，米沃什有着不同的“纯洁观”，对极权的亲身体验，使得他没有天真地站在清洁、净化、纯粹、整齐的一边，他没有极权美学常有的那种“洁癖”。两个事件对他构成了挑战，一个发生在1943年的春日，一个发生在1949年的夏天。1943年，纳粹对华沙的犹太区发动武装清洗（“清洗”也是一个纯洁的词语），华沙市民故意忽略了这个让人不快的事实，甚至在战争的烟雾中愉快地荡着秋千。1949年，米沃什已经渐渐习惯于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满足于通过这种精神分裂捍卫一些道德准则。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看到几辆载满犯人的吉普车，士兵们身穿大衣，囚犯们冻得哆哆嗦嗦，他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和在烟雾中荡秋千的人们没有区别。米沃什终身的写作，都与这两个事件有关，他总能在美妙的布景之前看到更为多样的现实。他的“叛国”一度被视为污点，但是这也可以视为他对纯洁性的拒绝。几十年后，当巴尔干地区出现种族清洗，很多欧洲国家袖手旁观，米沃什却期望它们介入这场人道危机，尽管这会遭到“相信战争”的指控，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帕托什卡只比米沃什年长四岁，但是他没能与米沃什一起见证“天鹅绒革命”，而是死于非命。面对黑暗时代，离开还是留守，这是个人选择，很难进行高下之分。但米沃什们需要感谢帕托什卡们，没有这些死于非命的“次等公民”，“叛国者”永远是“叛国者”。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就是为了纪念帕托什卡而作，其中对水果店标语的分析，已经成为著名的段落。本文标题同样来自这篇文章，“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是《欧洲精神》的译法，《无权者的权力》的一个中文译本这样翻译：“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帕托什卡拒绝像水果店经理一样，向自己无法认同的标语表示忠诚，他公开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请注意，重要的不是“反对”，而是“公开”。“黑暗时代”从来不会缺乏反对者，但多是腹诽或道路以目、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最多也不过街谈巷议，而且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反对的声音在黑暗中进行，他们反对的对象反而站在光明之中，拖着长长的影子。只有启明公共领域，才能驱散黑暗。“黑暗时代”的人们不是“地下工作者”，反对不是“潜伏”。帕托什卡是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当时是民主国家）首任总统马萨克（通译为马萨里克）的学生，马萨克与胡塞尔是莱比锡大学的校友，两人谊同师友。1935年圣诞节，胡塞尔将马萨克于1878年赠送的阅书架转赠给帕托什卡。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的殷海光，他们都是“黑暗时代”的承前启后者。
　　或许是有陌生化效应，此前闻所未闻的毕波最让我惊喜，我在这一部分划了最多的线。他关于精神自治、“政治文化畸变”、政治歇斯底里症的看法，比如“政治歇斯底里症总是能在给群体造成创伤的历史经历中找到病因：遭受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让我心有戚戚焉。《欧洲精神》的作者拉瓦斯汀把他称作“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最深刻也最怀才不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确实，毕波的很多观点都是怀才不遇。他认为，询问是多数民族首先开始压迫少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首先用破坏性行动来伤害多数民族，这种争吵毫无意义，因为少数民族会使用“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言语来说明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有多么可怕”，而多数民族则声称“这些在外国大学接受过教育的攻击者如何煽动温和的国民反对政府，以及其他一系列可憎的破坏活动”。如何从这种死结中走出？毕波指出，多数民族应当首先迈出和解的一步。重要的不是谁先伤害对方，而是谁先向对方伸出和解的手，这种思路对于检讨反犹主义以及其他民族问题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
　　1946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论欧洲精神》的演讲，他表示：“坚持下述三个要求，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1）借以产生真理的人与人之间的无限交往，生存论上爱的斗争的深度，直至此在中诚实的自我忍耐；（2）控制住我们的思维，使我们拒斥任何形态的封闭知识，使我们摆脱任何形式的立场和主义；（3）承认爱是最终的引导，但同时把不可避免的恨当作爱的条件，使之尽可能马上重新挥发殆尽。”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要求，但后来的中/东欧历史告诉我们，那些“黑暗时代”的繁星实践了雅斯贝尔斯的演讲精神。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2009年11月03日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