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央视女记者为了办理北京户口，交给一名自称“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男士2万余元，还交上了自己的肉体，因为对方表示要聘用她为《国情内参》的兼职编辑，即“特工”，并要求她写下保证书，保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部门工作，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5月24日《新京报》）看到这个比电视剧剧情还要曲折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又是户籍惹的祸”。

　　一位公民期待拥有自己居住城市的户口，这种愿望可以理解，并且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因为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一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依然未能享有权利的公民，应该抱有深切同情。但在GOOGLE时代，只要稍微搜索一下，就可以判断有没有“国情局”。如果一个记者无法辨认这种骗局，不管她是否拥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都很难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记者。我关心的是这个事件折射出的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否可以将所有责任推给户籍制度？这位女记者为何面对一个非常简陋的骗局如此轻易地“失身”？她本人需要承担何种责任？

　　30年前，上海发生一起真实事件，一名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到处狐假虎威，最后案发。沙叶新先生根据这个案件，在《假如我是真的》里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假如这个青年的身份属实，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就不成为问题了？在去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中，《假如我是真的》反复被提起，很多媒体做过回顾，“假如我是真的”也成为类似事件案发之后经常被重提的一种带有反思性的假设。遗憾的是，这位女记者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说这是因为女记者太年轻，没有亲身经历《假如我是真的》的年代，作为一个新闻人，她至少应该对此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略知一二。大概在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与几个朋友正在聊天，突然冲进一个相识的中文系女大学生，她坚定地向我们提出需要临时借一些钱，她同时坚定地表示不要询问借钱的理由，并且保证很快就会归还。一位朋友把钱借给了她。第二天或第三天，她找到我，让我转告朋友要再过几天才能还钱。我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她犹豫再三，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她遇到几个“北大学生”，跟着导师参与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项目，但是在上海走散，由于项目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与当地政府联系，只能向她求救。我直说她上当了，报纸上不止一次刊发过类似骗局。直到几天后“北大学生”杳无音讯，她才确信我说的是真的，并且遵守承诺把自己的钱还给了我的朋友。事实上，哪怕没有读过相关报道，按照叙事学的知识，也可以判断“北大学生”是子虚乌有的，如果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密使得他们无法相信地方政府，他们又怎么会向一个路上的陌生人求救呢？

　　两位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下被欺骗，一个理由是“不能泄露国家机密”，一个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个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女大学生如此反应，可以用天真、善良和理想来解释。一名央视女记者同样的反应，只能说明她缺乏基本的思考能力。“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这是我们熟悉的“献身真理”，却不是不容置疑的。哪些时候是“必要的时候”？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处于何种关系？这名女记者还表示，自己做特工时心情激动，因为老家有很多贪官，她作为特工，可帮助家乡人民。这种“记者不如特工”的思维，不仅说明她对于记者这一职业的作用处于一种蒙昧状态，“用特工惩治贪官”的想法也说明她认同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逻辑。

　　女记者的“失身”，首先归咎于户籍制度，其次归咎于那名“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归咎于她未能反思的“献身真理”———为了一个光明的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肉体。思考有什么作用？它值几个钱，能当饭吃么？确实，思考没法直接兑换成货币和粮食，但是它可以避免你心情激动地把“失身”当做“献身”。

　　(作者王晓渔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南方报业网 2009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