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好走过了30年的历程。1978年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起，走过了30年这段光辉的历程，30年来，中国的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通往和谐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胡景北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精彩观点。
1978年以来，尤其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乡村向城市。我们先看看人口的流动，这是中国的城市化，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10%多一点，现在已经达到了45%。城市化比率的提高，1949年到1978年提高了7.3%，49年到52年应该是中国恢复的时期，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78年以后，78年到2007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提高了27%。从96年开始，中国城镇新增人口超过了中国每年新增的总人口。
从96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要增加两千多万城镇人口，总共增加了两亿四千多万人口，比美国2007年三亿多一点的人口增长率的六分之五还要多。06年中国城镇总人口不到6亿。其中40%以上是96年以来新增的。
从96年开始，中国城镇新增人口超过了中国新增总人口，中国增加的所有人口加起来还不够补充城镇增加的人口。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必须从其他方面，或者从乡镇来获得新增的城镇人口。中国新增城镇人口与新增总人口的比例，95年的时候还是低于新增总人口，从96年开始就高了。96年新增城镇人口要比新增总人口高出一半，以后就越来越高，到03年达到了280%，也就是说新增城镇人口是新增总人口的近三倍，截止到2007年，就是两倍多。城镇人口中如果去掉新增总人口，实际上就是从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96年到07年中国了出现了一亿三千万人口的转移。但这只是一个计算方法，可以说是不正确的计算方式。我们看一个公式，新增城镇人口=城镇净出生+从净迁入。前面仅仅根据最后一个等号计算，而把农村初期人口净减少看成乡镇新增人口。
乡镇转移总量应当加上总人口增量中的农村人口或者农村净出生人口。中国没有乡城出生率数据。假定总人口的增长率同时适用于乡村和城镇，城镇人口增长率和乡村人口增长率相同，也和总人口增长率相同，这样推算的城镇人口就会比实际人口少得多。中国乡城转移人口从一亿三千万一下子增加到两亿多。乡城转移人口占城镇新增总人口比重从原先的55%提高到84%。中国最近12年内城镇新增人口中六分之五以上来自农村，城镇人口自身的增加仅占六分之一，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农村人口转移的巨大规模。仅仅这12年间，中国有至少两亿人从农村迁入城镇。95年这两亿人占到中国农村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也占中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是中国同期新增总人口的一倍。如果用国际数据比较，2亿人是05年墨西哥总人口的一倍，是波兰总人口的五倍多。换句话说，中国最近12年的乡城移民总数相当于05年墨西哥全部人口在六年时间内转移到美国，或者相当于波兰全部人口在两年时间内转移西欧。这样集中和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转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中国78年城镇劳动力比重上升，07年达到40%左右，乡镇劳动力比重在下降。中国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力的变化，2000年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50%左右，之后中国开始农业劳动力低于总量的一半。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8%左右，而城镇劳动力的比重占总劳动力的比重24%左右，城镇劳动力比重高于城镇的人口比重。07年方向完全变了，07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5%，而中国城镇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只达到38%，也就是说在30年间，中国城市化比率提高了27个百分点。可见人口和劳动力乡城转移不同步，劳动力转移远远满于人口转移。
中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在城乡之间于90年前后发生了逆转。90年以前，城镇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很高，也就是在城里劳动力多、非劳动力少一些。90年以后完全改变过来了，在农村劳动力多，小孩、老人少，在城镇劳动力少，小孩、老人多，农村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人口。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状况也需要估计，因为缺少直接的转移数据和乡城、农业非农业新增劳动增长率数据。中国乡村劳动力本身也在增加，比如10岁、13岁的孩子过几年就会变成劳动力，所以必须要加上这一部分人。我在这里列出了两个估计值，乡村劳动力增长率是总劳动力增长率的1.2倍，根据这个估计，中国从96年到2006年，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7800万左右，但远远少于两亿人口这样的转移比率，从农业到非农业转移大概8000万左右。中国非农产业总的新增劳动力70%是来自农民转移。尽管这里面的数据并不可靠，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但是前面较高的劳动力转移估计值依然可能大大低估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规模。一般估计，乡城转移在1.3亿左右，农业非农业转移更高。无论如何，与人口转移一样，十几年来，中国劳动力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乡城转移和农业非农业转移。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机制。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劳动力减少，家庭农业收入会增加，如果加上第三个劳动力在外面打工挣钱，总收入也会增加。如果农业劳动力减少，他必然要在非农产业找到工作，非农产业这部分的收入也会提高。如果第一个劳动力离开了农村，第二个劳动力继续想离开农村，他对城市工作工资的要求会超过第一个离开农村的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产业工资也有所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是非农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后者的前提又是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资本劳动比是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劳动最好提高得很慢、资本提高的很快。
中国总劳动力增加速度。从90年代以后每年增长1%左右，而现在在0.7%、0.8%左右，可能还会继续下降，所以中国总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很慢的。另一方面，国内资金投资占GDP比重一直是上升的趋势，最近几年保持在10%以上，一方面是大量的投资，一方面劳动力增长非常慢。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比率一直到90年代初期都几乎是不变的，它就像中国贫穷的精神陷井似的长期不变。我们可以试想，中国总资本和总劳动比率也不变，如果边际的概念长期不变的话，平均的概念应该也是不变的。我们为每一个新增加的劳动力所提供的新资本近几年快速上升。2006年已经有超过35%的资本投资，为一个新增劳动力所准备的资本在这十几年中翻了七倍。中国有足够的新增资本支撑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机制，第一，新增资本主要投向城镇，第二，城镇劳动立增长更慢，在这种情况下，城镇的企业就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
中国总投资和城乡投资的增长率，97年以来所有年份，投资在城镇的增长率总是快于在农村地区的增长率，而且城镇投资增长率几乎和总投资增长率是一致的。96年的时候，中国总投资里面大概75%以上、78%左右是在城市，到06年只有25%左右在城镇，中国投资越来越地集中在城镇。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分布是另外的形式，绝大多数分布在乡村，绝大多数分布在非农产业。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也很慢，06年各个省以人均GDP为标准进行排列，城镇人口比重越高的时候少儿抚养率越低，城镇人口越多的省少年儿童越少，就意味着劳动力增加越慢。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城镇发达的地方、越是GDP越高的地方本身能够新增劳动力越少。一方面，中国投资严重偏向城镇，中国劳动力分布严重偏向农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自身增长速度又很低，城镇产业转移将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农民转移制度的放松，使农民有可能向城镇提供劳动力。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波动。中国农民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周期性。从93年到07年，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在转移，同时每年的转移力又表现出明显的波动趋势，58年劳动力一下子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中国发生了大灾难，之后几年进行调整，农民又转移回去。从90年以来，或者说从改革开放以来，这样一个波动是很明显的趋势。农民转移的波动主要原因不是总就业增长的波动，而是非农产业就业率的变化。农业新增劳动力也是一个波动数据，中国失业率指的是城镇失业率，失业人数大约占总就业的1%，没有明显的波动特征。中国农民转移率具有波动特征，中国的失业率和GDP的波动谈不上任何关联，中国农民一方面大规模的转移，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的转移也是波动的、具有周期性的，本身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冲击。A点表示均衡，中间的虚线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配置，这是一个均衡的图式。如果要取得均衡，只有在A点才能取得均衡，如果不在A点，劳动力就要转移回到A点。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观察，中国农民转移既是一个不断从乡村向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长期过程，也是一个有时转移多、有时转移少甚至转回乡村和农业的短期波动过程。中国经济政策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促进农民转移的同时又缩小农民转移的波动。
（作者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教授）
2008年11月17日 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