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有与无”之二十四
新世纪到底是从2000年算起，还是2001年？有过争论，但似乎没有结论。有人会说，这样的争论没有多大意思，从哪一年算起都可以，无所谓。但就具有着某种隐喻意味上的“开端”来说，2001年显然更合适，因为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几乎都会影响整个世纪的形象。
先从国际上的大事说起：这一年一开始，不知从哪里，就开始流传一个名叫诺斯特拉达慕斯(Nostradamus)的人在1555年所作出的恐怖预言，据说好几件事都应验了；3月，塔利班在“灭佛行动”中炸毁了有百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4月，米洛舍维奇被捕，接受审判，抓捕他的，自然是美欧联军；也是在这一月，中美飞机在空中相撞，我飞行员下落不明，中美关系降到冰点；6月，尼泊尔王储忽然枪杀王室所有成员，具体原因至今不明；也在这个月，美国判处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死刑，而麦克维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9月，就有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10月，爆发“阿富汗战争”。这一年11月，本·拉登正式承认“9·11事件”是他策划的，而且说还要有更多的恐怖袭击，于是有媒体认为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不对等的冲突时代”。
在国内，春节晚会上赵本山的小品《卖拐》使得“忽悠”一词风靡全国，至今长盛不衰；3月，在“午间一小时”节目中，听主持人张斌说我国的骨髓移植库存量的单位是2万，台湾是20万，美国是380万，因为只有超过10万才能用，所以我们的2万是没有用的；5月，得知河南因卖血而导致的艾滋病患者已逾几十万；7月，“榴莲”、“龙特”、“玉兔”三个台风相继袭击海南，自然界开始向人类示威；最让国人兴奋的事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成功申办了2008年奥运会。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加入了WTO。在同一年里几乎同时实现了这两件大事，着实可以让我们找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于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便成了一种预言。
作为一个小插曲，应该提一下：在这一年9月1日闭幕的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我国共拿到103块奖牌，世界第一，其中金牌54枚，是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也就是美、俄、日，甚至包括乌克兰或意大利等国的总和。
就我个人来说，这一年出版了《沉默的视野》。这是一本历经坎坷的书，这一年，它终于作为《书屋文丛》中的一本出版了。我把这本书寄给了所有能想到的人。萌萌的父亲曾老身患癌症，卧床不起，我在送他的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写了东山魁夷的一段话：冬天到来之前，树木燃烧起它全部的生命力，将群山尽染，一片灿红……
那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上帝总是沉默的，我们人类就应该发出使这种沉默具有意义的声音；当然，这取决于你真的听到上帝的沉默了吗？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并非由他个人所造成的局面而不知所措，因为在这种局面中，无论他自己怎样努力，都无法去做正确的事；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自己已不再知道什么是正确。
11月，在北大开现象学年会，同时还有一个在人民大学召开的“世界伦理大会”。这两个会的主题，即它们对当代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有目的行为与无意识后果之间的关系，那么哲学作为一种后设的、评价性的思维方式，就必须追问这种“目的”在理论上的根据(reason)而不是时间中的原因(cause)。问题是，这种“根据”真的具有理论上的普世价值吗？
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再没有比等待与追赶更糟的事情了；而俄罗斯人就是在漫长的等待后开始了追赶的。应该问一句：如果没有了目标，是不是也就没有了等待与追赶这一“最糟的”状态呢？
有专家说，许多疼痛是学会的：由于神经系统在传导疼痛的信号方面已经变得过于敏感，所以本来是一些微弱的信号就可能被放大，使人们的疼痛感超过了它本来应该体验到的程度。但相反的说法也成立：由于信号总是被放大，敏感就可能变成迟钝，最后的结果就是失去了疼痛感。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对，更适合于我们当下的体验。
“过去并没有死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前一个“过去”是名词，后一个是动词；而“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动词。生命就是经历生命。再说，就连死亡也并不死亡，它会一直看着我们，直到我们死去。
这一年4月20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朱利安·巴伯的一篇文章，说时间并不存在，因为在黑洞附近，时间会停止下来，所以我们以为时间在消失，这与我们以为地球是平面的一样可笑。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人会老，老了就会死，这总不会太可笑。
11月15日的《文论报》上说，人类共有三种对付时间的办法：一是佛教通过寂灭来摆脱时间的烦恼；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超脱来获得神性以便战胜时间；三是沉溺于感性生活之中，装出忘掉了时间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2001总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标识着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可是，有“新的时间”吗？就看“过去”，20世纪留在记忆中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作者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2008年11月8日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