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有与无”之十九
　　历史是那样的相像
　　在我翻阅过去的日记时，多次感到时空的交错，不知今夕何年；至少，历史是那样的相像，仿佛每过多少年一切就会重现一次一样。
　　比如，1996年也是鼠年，我的日记本上专门贴有一张黄永玉先生画的“鼠年大吉”的水墨画；那一年，台海危机、军事演习；台湾“大选”，最后的得票结果是李登辉、连战，5813699票，得票率54%；彭明敏、谢长廷，2274586票，得票率21.3%；林洋港、郝柏村，1603790票，得票率12.9%；陈履安、王清峰，1074044票，得票率9.98%；李登辉、连战代表国民党获胜，李登辉成为了台湾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到今年，马英九、萧万长依旧代表国民党获胜，得票765.87万张，得票率58.45%；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苏贞昌得票544.52万张，得票率41.55%，两相比较，可见12年过去，台湾地区的选民投票率与理性选择都有了足够大的进展，这毕竟是一件让我们感到由衷高兴的事。
　　这一年夏天，我和少华在法国住了两个多月，期间所见所闻，都写在《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里就不多说了。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在法期间，一直有两句话萦绕在心头：“异地异国惟斯道”，“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
　　这一年，“塔利班”在阿富汗终于获胜；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民革中央副主席李佩瑶和著名作家、写出《人啊，人》的戴厚英先后被杀也是大事；香港奇冷，多人冻死；还有《文论报》上刊出一篇署名“黑马”的文章，说萧乾先生“文革”时多次想自杀，文洁若就给他写了一句英文纸条“We will outlive them”，这句话可做多种理解，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说的，在这一年，我最想说的还是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思索仍在继续
　　“三十年前那一天”指的是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也是我与母亲离开西安，迁居华县的日子；其间之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这里也不去说了。要说的是，《焦点》在那一年出了一期“蓦然回首看文革”的专刊，说是要“再一次为了忘却的纪念”，里面有徐友渔，申晓辉、王东成、曾又、李振盛、王宁德和我所写的文章，所提供的照片。当然，直到今天，思索也仍在继续。
　　关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曾说，它作为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这就是追求自由与追求权力。
　　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也生成了两股巨流，这就是逃避政治、享乐人生和不畏艰难、寻求改革；1978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为这两股巨流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或物质条件上的可能。而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走上哲学之路，有着非凡的意义。
　　几千年积累下来，而且早就圆熟了的统治术是如何与现代意识形态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这当然依旧是一个研究话题，但政治热情、个人崇拜达到顶点后的巨大反弹，却使我们走向了另一个反面，这就是在“不讨论”这一前提下的“理论淡泊，无可收拾”。
　　历史观、使命感曾经使我们这一代人相信自己正处于某个转折关口，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哪怕就是日常生活，当然特别是政治的理想与热情，一直就具有着某种宗教的热情。反省、批判、自我清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学术的动力，但日渐趋向的流俗化、浅薄化，又终于让我们不得不把与现实的搏斗，转回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在外部世界，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上，信任感、同情心、责任意识、忧患心态，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全社会的“稀缺物质”。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独特阶层的利益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研究现实，提供理论，且不谈能否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某种具有着正当性原则的理论辩护，就连是否有这样原则存在，现在也早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过程中，我们这个民族经受了怎样的磨难，有了怎样的长进；人到底可以坏到什么地步，如何避免最坏的可能，怎样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反思来认识社会的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难道不是人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财富吗？
　　在米涅所写的《法国革命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拿破仑称帝后，举行盛大晚会，人民载歌载舞，欢乐无比。拿破仑问身边的戴尔马将军感觉如何，这位将军回答说：是不错，只是少了一百万人，这一百万人所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复的。这是一个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的小例子。
      2008年09月27日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