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有与无”之十八
　　1995年是在连续的地震与余震中揭开帷幕的，震中在北部湾，我们居住在海口，感觉明显；眼看着房子在晃动，一次次逃到室外，然后再回去，还修了一个小小的防震棚，但这一切都是在说说笑笑中进行的，并不当真，与记忆中的1976年完全不同。
　　很远的与很近的
　　这一年的大事很多，波黑的紧张局势、邓丽君的辞世和拉宾的被刺身亡是一些无论如何也让人心痛不已的大事，尽管似乎都离我们很远；“埃博拉病毒”、李登辉访美、王宝森自杀、陈希同下台也是一些大事，而且离我们很近。
　　在波黑战争发生前，我们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科索沃这些概念都很陌生，更不知道塞尔维亚塞族人、克罗地亚克族人、波黑克族人、波黑穆斯林、波黑塞族人，还有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信仰与东欧、前苏联之间年代久远的历史恩怨。邓丽君逝世后，我一边流泪，一边偷偷地听她甜美的歌声。还记得读研究生时，大家曾在一起半真半假地说过：真正在人们心目中结束了“文革”的应该是“二邓”：邓小平以他的硬，邓丽君以她的软。
　　这一年，德国总理科尔到以色列向犹太人致歉，当我在电脑上打出这些字时，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默克尔也才刚刚用希伯来语在以色列议会中说了开头的一些话，并让人永远记住了她向以色列人当面鞠躬的身影与留存在议会大厅里的警世格言：“大屠杀是德国最大的耻辱”、“大屠杀导致文明的破裂”。记得那时的报纸上连着刊登出许多关于“日本人为什么不道歉、不清算自己的过去”的文章，从日本这个民族的学西方与反西方的双重情结，一直分析到国家本位的意识形态统治。大家交流一下，也只好沉重地笑笑。
　　还是在这一年，《书屋》创刊，我认为在出版界，这是继《读书》后的又一大事。
　　在海口，我几乎天天晚上看影碟，《辛德勒名单》、《因父之名》、《本能》、《情人》、《宾虚》等都是那时看的，每有人来，就在家中举行电影招待会；人性的问题，制度的问题，情感与欲望的问题，纯情与伪善、习俗与道德、历史的因果与性格的多变等问题，都是在看完电影的讨论中成了哲学问题的；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就是在那一时期，自己拼命攻读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著作，企图对现代性的认识形成一个概念。
　　躲在天涯海角的一个小角落，无论是“椰子节”的盛大开幕，还是有关“南中国文化圈”的宏伟理想，似乎都离自己很远，那里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还是无始无终的在炎热的盛夏与“时有微凉”的夏初、夏末间的转换。当然，就连台风突袭时的暴雨，也成为人们的一种期盼。
　　沉重地笑笑
　　但“时有微凉不是风”，真正能让人“沉重地笑笑”的，还是几件见之于报刊的记载：
　　一是8月19日《羊城晚报》上有《邓小平的幽默》一文，说当卡特与邓小平举行第三次会谈时，卡特以向中国提供1万名记者相威胁；邓小平说，那好，我们就向你们输送1000万个中国人，最后双方哈哈一笑了之。
　　二是6月21日《文汇报》上刊登出一则消息，说由于罢演风波，中央电视台等三大台决定“暂停对江珊史可的宣传”，同时不再播放其过去录制的任何节目；在此之后，著名漫画家方成的《武大郎开店》据说有什么问题，也被从他的作品中取消了，让所有的名人都意识到能让你出名的地方，也就同时拥有让你消失的理由。
　　湖南省工商银行发现“私欠公款”之风已经越演越烈，某县一个小小行政单位4名正副局长，每人欠公款4万元以上，给自己在县城修建豪华别墅；到这一年的11月14日，《羊城晚报》上已经有了这样的消息：在324国道上，竟有穿着“计生制服”的人公然在大客车上检查任何怀孕或怀抱婴儿的女性的结婚证与准生证，没有者一律罚款3000元。
　　这一年，在我看来属于最差电影之列的《天地人心》，却给我们这个社会留下了一句流行语：“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于是，我在武汉时就久仰其名、头上早已罩满各种耀眼光环的著名企业家于志安携款外逃，一时间报上纷纷扬扬。消息传到我们这里，大家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以。
　　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一些与公厕有关的事：先是某繁华地段的公厕上出现这样一副对联：“效率即为生命，踞蹲务必审时度势；时间就是金钱，排泄应该夺秒争分。”横批是“只争朝夕”；到5月9日的《羊城晚报》，已经有人开始给公厕想出各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雅名”：如男厕为“观瀑亭”，女厕为“听雨轩”，这与今年3月20日《东方早报》上登出的上海佘山月湖雕塑公园里据说造价500万的公厕“逍遥涧”(男厕)、“轻松坊”(女厕)的水平不相上下，因为从那时起，大家就已经开始回头在国学的妙处彰显汉语之神奇；而我，在酷热难当中，记在自己本子上的也就是这样一首宋人的绝句：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作者：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2008年09月20日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