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更多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在决定论、必然性、整体观中，没有了个人，当然也就没有了个人的责任。最可怕的是失却了某种个人的敏感性，让大家在本不该相同的感受方式上也千人一面。
无论是事件还是事情，哪怕就发生在眼前，大家也不会有一个共同的认可，甚至就连这件事是否“
真的发生了”也会众说纷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记录过去？
感受方式本不该相同
也许只有以诗的方式描述和解释历史最好。这就是我更多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小说、电影、诗歌、绘画、音乐的一个内在原因；也许只有在当时的某种情绪性的感受最为真切，因为我相信我所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历史——最好是能折射出时代中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我对此并不抱有奢望。我知道我的日记只具有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作用，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卡片。
生活中有更多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自从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以后，人们就以为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道德、政治、价值领域中的所有争端；或者说，以为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把所有这些领域里的问题都变成“科学”。伯林认为，这主要是个人想推卸责任，既希望自己不被评判，也不希望评判别人，于是诸如上帝、领袖、阶级、民族、国家等概念就成了最好的避难所。
在决定论、必然性、整体观中，没有了个人，当然也就没有了个人的责任。
最可怕的是失却了某种个人的敏感性，让大家在本不该相同的感受方式上也千人一面。
1984年，当我在春节晚会上听香港歌手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些人与海外游子对“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会有共同的感受吗？然后，就是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电视片，大家忽然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最后一次“浪潮”；后来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发行，我的学友李平晔的《人的发现》被列为该丛书的第一本，“未来”的“人”重又带给人新的希望。连同以后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共同汇成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文化热”的浪花。还有就是第23届奥运会的开幕，尽管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声势，但也给人带来了一种期盼；阿城的小说《棋王》，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都是那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就国家大事而言，当然要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发表，等等。
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就是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经“清污”后的七零八落与风吹云散：所长与书记、外来调入的与原就是本校的、站在被“污染”的人一边的与“清除者”一边的，如此等等，都是原先设想“麻省理工学院”时始料不及的。黄克剑、郭世铭、王炯华、柳延延和我先后都提出要调走；宣良到人民大学读博士，世忠一家去了新疆……
从1983年到1984年，我日记本中的事还真不少，有“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到处流窜，持枪杀人，各地人心惶惶，神乎其神，全国通缉，前所未有；有了在合肥开“宗教———哲学研讨会”的经历，与张岱年、任继愈、汪子嵩等人对话；与余敦康老师一起在钱广华老师家吃饭，席间所论，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宗教及宗教对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有了返汉时在“东方红26号”客轮上尽饱长江风光的美好记忆；有了镇江会议，有了熊伟老先生在会议结束时激动万分的朗诵、沈少周先生慷慨激昂的总结与我们自以为得意的“真正的学术立场”的胜利，如此等等。
关进小屋成一统
于是，就想关进小屋成一统，觉得也许只有翻译外国人的东西才最有保留价值。那一年，开始为陈老师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写自己承担的章节，开始翻译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中的有关部分，翻译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导言》，还有R.J.Hollingdale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英文版所写的“导言”。那是一种竭力想使自己沉静下来的无望努力。之所以说是“无望努力”，就是因为“知”与“思”、理性与情感、逻辑与诗意、科学与宗教、理论建设与现实的断裂、意识形态的统和与信仰的缺失，外国人的问题与本土经验的差异等依旧纠缠着自己，前者总想在对象化的认知中找到某种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后者则在怀疑、迷惘、困惑与自我表现中想显露出更多不确定的可能。
所以，在湖北社科院筹办《青年论坛》，以及我在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知的执着与思的迷惘》，也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记忆。
与此同时，我们与北京的朋友联系，想共同为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写书评，以此方式让哲学有另一种面孔、另一种情怀和另一种话语。
“我还记得高墙/还有高墙下那簇不知名的小花/忘了吗，寂寞的沙漠/连同沙漠里悠长的胡笳/在生活中让我前行/寻一处地方让思想扎根发芽。”
这一年岁末，我知道妻子就要调来武汉了，心中忽然充满感激。现在的人可能已经无法理解了，那时想把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妇调到一起，几乎就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中的神话。
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清污”的一个副产品，一个想把我继续挽留在这所学校里的特殊恩赐。（陈家琪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2008年05月04日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