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拙劣的文化复兴者，必然是怀旧的，沮丧的，愤怒的和自轻自贱的。“万岁”“万世”——老祖宗们告诫后人，朝后看，看得更远。
      近闻，李零教授悲苦疾言：“传统文化不能救国。”当今中国正以百分之九的经济增长率，独步天下。据测，GDP会在今年超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救国危言从何而来？
      原来，李教授针对的是当前的“传统文化热”：穿汉服（一伙年轻人宽袍广袖，招摇过市），读《论语》（主要是听一个叫于丹的人在电视上讲解），拜祖先（祖先很多，拜谁也是一个问题），修庙宇（一个地方旅游项目——中华文化标志城），“救国”非关经济，要挽救的是“精神”？价值混乱，精神危机论盛嚣尘上，救兵是谁？孔子？老子？李教授当即棒喝：“孔子不是软实力，老子不是软实力”。
      那么软实力的主语怎么挑选，这当然是一道选择题。谁来选择这又是一个问题，老子的高明在于他关心后一个问题，把那个最有选择权的人挑出来，他要培养“圣王”，他的话是说给这些人听的。孔子则等而下之，他培养“君子”——中层干部。这样理解也很恶俗，但后世知识人的数量肯定多过“圣王”，人多力量大，孔子成了“万世之师”，老子因格局高远给踹到天外了。 
      落在我们头上的传统，是话语争斗的结果，“传统救国”是一个假命题，大清亡了，有民国；民国没了，有新中国，“救国”与“爱国”是一种复杂的味道。但如黑格尔所言：像神一样行走在大地的国家，那也要等到历史终结的时刻。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西方人自启蒙以来费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让二者勉强统一。何况在基督教传统之下，还有天国，人神大战，个人、社会、民族、国家、政府、自由、道德、伦理、律法经常混战一番，哲学家层出不穷。我华夏本无“国”之局限，胸怀的是天下万世。我们的传统硕大无比，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只有孔圣人及其徒子徒孙，找个精神导师，就心安理得。但礼制非常神奇——这个西方人不明白，耸立了两千年，让千年罗马望尘莫及，到了20世纪，说没有就没有了，怎么爱国，怎么救国，民族精神的招魂幡不时招举，成熟而忧郁的民族，何必惊慌失措，上演“传统文化热”的滑稽剧。
      老祖宗的厚礼，今人如何担待得起。先祖们一出手，就是“万岁”“万世”的雄心，但祖先怎知后人会失去什么，或者会得到什么。实践层面上，格式是小了，越来越小，只能做“五年计划”，但大国之大，不是说你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手持数字层面的外汇储备，不许别人说反对意见。一个心高气远的民族，精神落点往往在“平常心”三个字，从容持重。李零新作《去圣乃得真孔子》，书名极好，既是方法论，又是价值观。动不动就“燥热”，这恰恰是有违传统的病理反应。
      “传统”是魅言还是明镜，好像又是选择题，这是让人苦恼的地方。个体的精神场域无法自给自足，挪步前行，融入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就像一个单细胞被一个更大的细胞吸纳，成为其中一个微小的功能，这是言辞的诡计。总体性的气场才能表达尊严，爱国与救国就变成了一道复杂的方程式，西方哲学称之为客观精神。每个个体就是那个难解的X，得摇臂聚众，正如时下正在发生的爱国剧目一样，集体前往，干扰家乐福超市的营业秩序，尊严才得以显形。这种客观幻象，就是我们与他们的敌对，实在枉然。翻翻《老子》，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不是过去时，中国传统还是伟大的预言家。因此，一个拙劣的文化复兴者，必然是怀旧的，沮丧的，愤怒的和自轻自贱的。“万岁”“万世”——老祖宗们告诫后人，朝后看，看得更远。
      “万岁”是属于汉语的历史哲学，“去圣”同样也是汉语思想的题中之义，在说“是”的同时说“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统如深渊，深渊逼迫出恐惧，恐惧是迈向自由的时刻。面对恐惧有两种反应：尖叫和沉默，但恰当的沉默，总是高贵的。

       张念: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2008-04-24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