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时下，人们经常在谈论创新、谈论生态，但是很少从两者整合起来的角度讨论问题。其实，无论是21世纪的世情还是中国的国情都决定了，中国发展最为需要的应该是绿色创新或生态导向的创新。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已经写入中国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之后，我们更需要深入思考如何让创新服务于生态中国建设的问题
      ●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制约，实际上是包括资源供给、环境容量、生态服务在内的自然资本的制约。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传统的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条件，首先是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其次是倡导绿色生活促进生态导向的社会创新
  　  ●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要建设低消耗的政府促进生态导向的体制创新。这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政治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否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政策和体制，以便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另一个是政治系统和管理体制本身能否纳入生态导向的管理范畴，从而为企业家的经济创新和老百姓的生活创新提供示范和榜样
   　 时下，人们经常在谈论创新、谈论生态，但是很少从两者整合起来的角度讨论问题。其实，无论是21世纪的世情还是中国的国情都决定了，中国发展最为需要的应该是绿色创新或生态导向的创新。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已经写入中国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之后，我们更需要深入思考如何让创新服务于生态中国建设的问题。
   　 强调中国的发展需要生态创新或绿色创新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理由。从理论上看，生态与创新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非生态导向的非创新、生态导向的非创新、非生态导向的创新、生态导向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并且生产要素很大程度上又是依赖于自然资本的，因此它既不是创新的（创新的本意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不是生态的；另一方面，当前许多有关生态与创新问题的看法和呼吁，或者是在脱离生态谈创新，或者是在脱离创新谈生态，因此是将两者割裂的。
  　  从实践上看，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制约，实际上是包括资源供给、环境容量、生态服务在内的自然资本的制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和生态有着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和当今世界的自然承载力已经面临着重要的极限，因此真正需要的创新是生态可持续的创新。2002-2004年间我在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咨询研究的时候，曾经运用过著名的环境影响公式I=PAT（其中，I表示环境影响，P表示人口，A表示消费，T表示技术）计算过中国未来可能有的环境压力以及由此提出的挑战，发现：如果以2000年为基数，在发展模式包括技术方向没有重大创新的情况下，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将是2000年的1.1倍，经济增长将是2000年的4倍，届时的环境影响将是2000年的4.4倍。显然这将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创新问题的时候需要有所注意，需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对中国有意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传统的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而中国最需要的创新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力、充分节约资源和环境的创新。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最近发表文章说：“最环保的国家往往是最创新的国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更是有针对性地说到:“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要着眼于资源节约方向，而不是和西方国家一样的劳动力节约方向。这正是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增长模式。”这里，我想进一步强调，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条件是：我们的创新要聚焦到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创新、社会创新和体制创新或政治创新上来。
 　   首先，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虽然仍然有许多人把循环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环保活动，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一开始就强调，循环经济在中国是作为一种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提出来的。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自然资本制约，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一是要替代以资源高消耗和污染高排放为特点的线型经济方式，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变革；二是要替代单纯地在经济过程的端点进行治理的资源环境管理模式，实现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环境预防。与传统的经济增长用单纯的价值指标如GDP衡量绩效，传统的环境保护用单纯的物理指标衡量绩效相比，循环经济的绩效判断需要考虑作为投入的自然消耗和作为产出的发展效果的比值（即EI=Output/Input）。因此，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需要发展和传播资源生产率例如单位土地、单位能源、单位水消耗以及单位污染排放和废弃物的经济产出等观念，来推动经济过程的绿色转型。
  　  其次，要倡导绿色生活促进生态导向的社会创新。与循环经济的经济创新相对应，中国还需要在生活方式方面进行生态导向的社会创新。众所周知，现代化以来的西方生活方式是以追求舒适但是牺牲生态为特点的。针对这种状况，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简单生活运动”。然而这一社会运动，虽然强调了生活方式的生态化，但却有忽视提高人民生活舒适性的倾向。例如，即使在处理日常购物活动中的一次性塑料袋问题上也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使用塑料袋，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简单地禁止使用塑料袋而没有合适的替代方式，又会导致牺牲现代生活舒适性的可能。因此，中国发展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既舒适又环保的生活方式，是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创新课题。创新的实质是如何在不增大环境负荷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原初的生活状态中去。
  　  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要建设低消耗的政府促进生态导向的体制创新。实现以上两个方面的生态创新，依赖于中国政治意识和管理制度方面的绿色转型，这是中国生态创新的能力型命题。这样的创新显然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中国的政治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否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政策和体制，以便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系统和管理体制本身能否纳入生态导向的管理范畴，从而为企业家的经济创新和老百姓的生活创新提供示范和榜样。例如，要在中国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性社会，政府本身的工作就不应该是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然而，只要稍微看一看周围，仅仅从我们的某些地方政府喜欢兴建大规模的政府大楼、搞所谓大手笔、大尺度的标志性工程等，就可以感到政府的生态转型在自身工作和示范上还存在着很大反差。因此，很需要研究出一些操作化的措施来影响、监督和评价政府方面的生态创新。例如，我们可以用每单位物质消耗下政府管理所获得的人民满意程度来衡量政府的管理绩效，从而促进政府的管理模式与自然消耗脱钩。
       
            2008-04-17 文汇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