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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1981年:“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08-04-14  浏览:
  体育比赛在我们心目中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体育比赛。1981年体育比赛的一系列胜利,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反应是压抑中的情感爆发,是发泄中的心理快感,是表现中的自我满足。
  不只是单纯的体育比赛
  没有谁能想到,1981年的几场体育比赛能带给
人如此大的激情。
  1月5日晚,又是成群的人围着那一台电视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此前,老实说,我对世界杯、足球赛基本上没概念,也不知道中国男足的水平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层次上;但由于这场比赛的双方是中国与朝鲜,而且我真的希望中国能赢,所以也就挤在人群中跟大家一起看,一起喊,一起欢呼,因为比赛的结果是4:2,中国队胜。看到港澳同胞们立即打出“进军西班牙!”的标语,我才意识到这场比赛的重要。
  这是1981年年初的事,到接近年底,10月18日,男足再以3:0胜科威特;11月12日,更是以4:2胜沙特,给人一种中国男子足球队战无不胜的感觉。
  但最让人振奋的还是中国男女双方的排球队。3月20日晚,国际卫星转播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赛区的最为关键的一场比赛是中国对南朝鲜。还是那台电视机,还是那么多人,但呐喊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因为中国队反败为胜,在先输两局的不利情况下最后以3:2战胜南朝鲜。
  比赛进行了一半,不知为什么不播放了;大家咒骂着只好去听收音机,到零点左右才知道了消息,而且在各自的想象中完成了对整个比赛的设想。
  大家开始狂喊,敲打着脸盆,相互击打手掌,一个个在楼上楼下窜来窜去,几乎闹了一夜。一系列体育比赛的成就一旦汇集起来,便在人群中点燃了某种不可抑制的激情:童非一个人在巴黎的体操大奖赛中拿到三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中国冰球队(以前根本不知道我们还有冰球队)进军B组成功;射击选手迟宁文平男子小口径步枪世界纪录……
  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北大更厉害:他们不但有手鼓、响铃,还点燃了篝火,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打出的标语中就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也是新华社记者毕靖、徐光耀所写的一篇特写的标题。文章说,最先是38号楼三层吹响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嘹亮铜号,接着,就是全校的人如潮涌,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11月8日,中苏男子排球赛,中国队以3:0轻取苏联,最后一局是15:0,可谓大快人心。
  11月15日,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之间有了一场提前举行的世界杯冠军赛,结果中国队以3:2获胜。赛场上,女排姑娘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我们也跟着流泪;那几天,大家嘴里全是郎平、张蓉芳、周晓兰的名字;到16日,当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成为世界冠军时,大家都为周晓兰未获得应有的荣誉愤愤不平。
  体育比赛在我们心目中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体育比赛。我们这个民族暮气沉沉的时间太久了,我真希望人们借机发泄一下;无论以什么借口。1981年体育比赛的一系列胜利,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反应是压抑中的情感爆发,是发泄中的心理快感,是表现中的自我满足。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也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报纸上正猛烈批判着白桦的《苦恋》。5月,风传各地都开始封刊,仅湖北就有《飞碟》、《钟声》等,反正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但说是要相互检举、搜查、交代、处理;6月底,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口径,宣布此事到此为止。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11月30日在电影场看电影时,播音员预告12月电影,当念到有《午恋》时(有这部电影吗),大家都站起来欢呼,原来是错听成了《苦恋》。播音员不得不再三更正,说是“中午”的“午”,而不是“苦难”的“苦”。那天晚上的电影是日本的《风雪黄昏》,当死前的山口百惠惨淡一笑,让三浦友和“就像抱妻子那样”抱抱她时,我真的被感动了,对几个朋友说,也让我们就如真要上映《苦恋》那样纪念这个日子吧。
  5月9日,“文革”时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坐牢十年的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来武汉,我们几个人陪他到东湖,听他谈中国经济改革的途径与前途;晓芒、宣良和我徒步绕东湖一圈,想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不可能爆发提供充足理由。
  从这一年开始,志扬、萌萌、肖帆、忠晶、尚阳、道坚、晓芒、亚林、克剑、中天,我们的来往就已经越来越密切了。刚好在9月25日鲁迅百岁诞辰那天聚集东湖,留下了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而萌萌的父亲、老诗人曾卓的几首小诗,也无形中使人的精神之间有了交流与沟通。两代人,解放初的“胡风分子”与“文革”时的“5·16分子”之间竟都在“莫须有”中梦想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一天。
  这一年最应该记下的就是我们的毕业论文答辩。
  先是4月16日,中文系唐异明的提前答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讨论的是魏晋文学的演变;10月6日,我们5个人依次登场,我的问题集中在斯宾诺莎因言获罪与“言论自由”的范围;最有意思的是宣良:有老师问:难道莱布尼茨与洛克的争论也能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吗?”宣良答:“那我们就把它改为两条线路的斗争。”众皆大笑。
  毕业了。我和黄克剑去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那里有一个诱人的口号:要把华工办成麻省理工那样的综合性大学。告别。我用红笔记下了两首诗,分别是徐敬亚的《活着,并且发光》、顾城的《赠别》。
  (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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