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建筑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跑遍全国乡村项目。他认为建筑反映的是人的生活，不能把江南文化风貌符号化认为。

常青出生于古都西安的书香门第。祖母的父亲禄世纯为晚清拔贡，也是陕西有名的书法家。

幼时记忆里，每晚入睡前，祖母都会念线装古书给他听。懵懂中，对历史与传统的兴趣已种在心底。

他从小喜欢美术和音乐。恢复高考后，母亲参照同事的建议，让他找一个艺术与工科结合紧密的专业，那就是建筑学。

他从国内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系毕业，又去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

在北京，他有机会选修任继愈的哲学史课;聆听梁漱溟、汤一介、张岱年、杜维明等文化大家的演讲;跟随导师张驭寰在长城沿线、大江南北和戈壁荒漠考察古代建筑;拜教过吴良镛、汪坦、周卜颐等学界翘楚;得到过杜仙洲、徐伯安和郭黛姮等名家点拨。还有单士元亲自带他调查故宫武英殿，刘致平病榻上赠书……

1986年，郭湖生在南京工学院开设国内第一个东西方建筑比较研究专题，招收博士生。这在当时成为文化事件，甚至连外媒都做了报道。

常青一直对这个专题感兴趣，放弃留在中科院工作的机会，带着一卷铺盖、两箱书，“南漂”攻博。

朋友们认为他放弃北京户口和工作，简直“傻帽”。可在他心中，更愿意为志趣而活。

1991年初，他来到同济大学跟随罗小未做博士后研究，后留校任教29载。

上海，工商城市背景，国际化舞台，开明务实的风气，与过去学习、生活过的三大古都气质不同。同济建筑学也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现代派建筑教育策源地。

“专业理念和方法上，我从单一趋同变为多元融合”，常青说。

这是严谨求精的学院派与开放求变的现代派，两种教育理念及各自优势对他的成长起到的综合作用。

2019年，常青受聘为浦东新区乡村建设总顾问，惠南镇海沈村是第一个实验项目。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仍在继续。

比起此前的工作，这个小村落似乎并不起眼。

他曾为珠海陈芳故居修旧如旧、补新以新。为杭州长河古镇的来氏聚落进行再生规划设计，获得国际设计奖项。

2004年，常青主持设计上海市最大单个援藏项目——日喀则桑珠孜宗宫复原工程。工程难度极大，他率团队八上青藏高原，历时6年完成任务，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

此外，还有金泽古镇、宁波月湖西区、海口骑楼老街等项目。和这些地方相比，海沈村究竟有何特别呢?

常青的回答是“风土再生”：上海乡村聚落，要在当代演进中形成自己的特质，探索一条既保留沪上水乡文化基因，又适应大都市生活的再生之路。

正如常青团队的同济大学副教授王红军所说，跑遍全国乡村项目，第一次遇到地铁线路直达的村落。

建筑反映的是人的生活，不能把江南文化风貌符号化

记者：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做乡村项目，您觉得有何特点?

常青：如今，上海的城镇化率已达90%左右，比全国平均指标高出50%以上，接近国际水平的上限。农家在宅基地上翻建改造，原汁原味的农舍保留无多。

也正因如此，迄今上海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只评上了13处，被认定为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只有5个，与同为吴语方言区的江浙一带传统村落不可比拟。

但上海仍然有探索的价值。

记者：具体到海沈村，情况怎么样?

常青：我们团队介入海沈村一年多，恰逢疫情，但当地政府效率极高，投入很大热情，进度之快令人惊叹。目前已完成了一所村委办公大院、一处廊桥、几条田间栈道的设计和施工，各方反馈还不错。主要的愿景，是希望找到适应上海乡建的设计方法和实施途径，而不只是推出建筑师的“作品秀”。

海沈村廊桥设计

传统村落是一个动态系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建筑的工艺特色与地方气候、材料、土壤有关，也与地域文化有关，由此形成对应的建筑材料、工匠手艺、建造体系等。

海沈村有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建造手法，今天看来依然精美，是村落的文化历史，也是村落的风貌之一。

年代久远并不代表都有价值，现代房屋也并非全都毫无保留价值。我们不但看建筑，更要看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变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

记者：照此来看，目前乡村振兴中，盲目套用过去“粉墙黛瓦”的江南设计模板，是否也是另一种千篇一律、千村一面?

常青：建筑反映人的生活。不能把江南文化风貌符号化、概念化。

乡村风貌整治、景观体系提升，并不是屋顶一律仿古或墙壁全部刷白就能达成，只图外表复旧，忽视内部创新，那可能会丢失建筑对现实生活真诚的反映。

记者：上海乡村的建筑风貌，从专业角度来看，究竟有哪些可辨识的特点?

常青：旧时上海的乡村传统聚落，多以凹式三合院和绞圈式天井四合院为基本构成单元。建筑多为穿斗—抬梁的混合式结构。单体建筑除了悬山和硬山顶，黛瓦粉墙，侧墙多见观音兜封山，间或有徽式马头墙。尤其是四坡顶的“落厍屋”，屋脊曲率颇大，可看作上海乡村农舍的经典缩影。

20世纪80年代冯纪忠领衔设计的松江方塔园“何陋轩”，便是以“落厍屋”为创作原型，却以现代建筑方式进行表达，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

记者：上海乡村正在走出农耕语境，它的当代风貌又是什么?

常青：走出农耕语境的乡土，其建筑风貌可分几种。

一为20世纪80-90年代留下来的翻建传统农舍，以灰瓦坡顶及水泥砂浆抹面墙体、铝合金门窗、简化的卷曲脊饰等为显著特征;

二为新世纪前后上海欧陆风格流行时期廉价模仿的洋楼，彩色机瓦坡顶、瓷砖装饰墙面、不锈钢门窗及护栏等特征给人留下印象;

三为近年来一些专业建筑师设计的新风土建筑，在材料、工艺和审美上更具现代感，已接近较高品质的城镇建筑。

记者：如果不否定这些新风土“农舍”，不强迫一律回到“粉墙黛瓦”，那么上海乡村的风貌修复、景观提升究竟该怎么做?

常青：如此复杂多样的时空演进背景下，上海的乡村设计探索必须区分对象，聚焦问题，服务需求，量体裁衣。譬如，是农家自用，还是租赁或打造民宿用?是居住社区，还是观光景区?抑或二者的混合体?

建成遗产类的传统聚落，必须以法律、法规和专项导则为约束。

平移或新建类的乡村聚落，还是应该与城市建筑有所区分，以免造成城与乡在建筑景观风貌上的趋同。可以从地景、尺度、肌理和场所感等方面着手，让乡村建筑尽可能体现乡村风貌特征，与水乡景观、田园风光相契合。

上海的乡村再生设计方兴未艾，如何做出引领全国的新风土聚落示范样板，对我们建成环境设计界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建议让更多高水平、个性化、有志于塑造大地景观的乡村建筑师参与到风土再生中来。

建筑如果只是大型雕塑，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常青2003年与助手摄于外滩九号工地

记者：您曾说，自己做研究特别关注原型，这是为什么?

常青：我喜欢探究一个东西的初始状态是什么，如何发生、演变，直到今天如何转化。有强大生命力的造物，往往因为它有文化基因，也就是说，它有历史上的原型。

比如塔，是纪念物、标志物。它的象征性和文化内涵非常鲜明。经过研究我才知道，历史上，塔的原型其实是一根竖杆，立个纪念性标识，这是它最初的用途和意义。

贝聿铭为卢浮宫广场做设计时，为什么选择金字塔这个方案?

他说，人类各个文明的建筑原型中几乎都有金字塔，即平地起四坡的原始性建筑，希腊、印度、中国、玛雅都有，金字塔形是最佳选择。金字塔的标识意义、历史内涵之强，正是来自原型的力量。

建筑讲究塑形，艺术也讲究塑形。塑形是什么呢?自从有了文明、文化，人类就想要为之塑形。比如原始部落的图腾、符号、掩体，许多原型都是几何体，或方、或圆、或三角的面和体。金字塔是四棱锥的几何原型。

记者：以历史的眼光看，文明演变至今，建筑设计还会有革命性突破吗?

常青：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建筑师画不出、更造不出离奇的角度、线条、界面和空间。现在有了数字技术，一切奇特造型似乎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虚拟生成，从而实现。

记者：但是人没有变，建筑还得符合人的习惯。

常青：对。变形是目的吗?当然不是。尽管如今各种没想过、没见过的造型都会出现，但不代表这就是建筑追求的未来。我们不是以变形程度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的。

记者：那么，建筑的好与坏、美与丑，有没有判断标准?

常青：贝聿铭先生来同济大学演讲时曾说：“建筑是最高最难的艺术。”

建筑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满足坚固、耐久、便利、经济等基本需求，比纯艺术创作难度高多了，是一种不能任意发挥的艺术创作。一个建筑师，如果缺乏体触性经验，只有艺术想象，其设计的品质、使用者的舒适度或许难以保障。

再说艺术审美，也没有统一答案。艺术角度的、工程师角度的、使用者角度的，彼此博弈，最后取一个相对能达成共识的评价，或许更合适一些。

当代社会，人们对建筑的诉求愈来愈多样化，也促使建筑的价值标准愈来愈多元化。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或许是像印度查尔斯·科里亚那样，既做地标性“高大上”设计，又做改善贫民窟的安居设计;既坚守本土传统精华，又批判地吸收西方建筑“现代性”变异的建筑师。

记者：视觉时代，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艺术造型似乎压过了功能需求。如何遏制建筑师以城市为画布，突出自我的艺术创作冲动?

常青：这几乎是建筑学的一个永恒话题。有人说，创造性工作的最高境界必然是“艺术和科学的联姻”。

科学崇尚合理，可被验证，符合规律性、必然性。但艺术追求自由，个性张扬，无拘无束，总想挑战必然性。人的天性，就是想突破必然的界限。

但是当你把看似矛盾的两者有机融合，那才是最高境界，才能做出真正一流的精品。

记者：多年实践经验中，您心中的理想建筑是什么样的?

常青：在变与不变之间，正常与反常之间。建筑说到底是实用的艺术。

永远不变的是：为人服务的建筑空间，首先是个容器。对于外实内空的容器，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一个器皿挖空后才能盛放东西，才真正有用。建筑如果只是大型雕塑，实用价值微不足道，那它还有普遍存在的必要吗?一个城市，这样的建筑雕塑有一座已经足够。

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高度概括，古代智者已然道尽。

常青

生于1957年。同济大学建筑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会士。现任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城乡历史环境再生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故宫学院(上海)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城乡建成遗产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常青专家工作室”主持建筑师。主持和主创的项目先后获得两项国际设计金奖和多项全国及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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