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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1979年:那渐渐远去的风声雨声读书声……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08-03-29  浏览:
  “思想罪”?一个很含混的概念:是不准想,还是不准说?是说有些人的思想生来就有罪,还是被污染,学坏了?
  我1979年日记本的扉页上,就贴着张志新的一张画像。
  1979年的形象远没有1978年那么鲜明。
  1978年因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考上研究生和《哥德巴赫猜想》而让人永不能忘。
  1979年有什么呢?如果以此类推,当然有十一届四中全会,有研究生期间的苦读、失眠、念家、出游和《人妖之间》的横空出世。
  但在这几件“要闻”后面,又分明显露出张志新与蒋爱珍两个完全不同、但又同样震撼人心的面容,还有就是遥远的枪炮声和一首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
  “我一直以为我是最坏的人,可现在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坏的人。我敢保证,你要比我坏好多倍!”这就是拉兹在法庭上对大法官所说的一席话。
  铿锵有力,义正词严。
  但“好”与“坏”的标准究竟从何而来?是普遍适用和永恒不变的吗?
  在长久的迷惑与不求甚解中,所有的一切也就渐渐远去,在模糊中被人们所淡忘。
  这些人都在奔向哪里?
  1979年一开始,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2月17日,听传达中央11号文件,等于是听“战争动员”。这是我们第一次听“战争动员”,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在我的记忆中,献血、捐钱、捐粮,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最需要的越南朋友,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学生自动跑到越南去“援越抗美”。今天,怎么能这样以怨报德呢?然而,无形中的压抑与沉重,已让我无心打听任何战况。
  那年寒假过后,我是绕道汉中,经十堰回的武汉,就为的是见见二黑这个老朋友和1978年在武大考研时落选并新结识的丁毅华。
  从西安到汉中,经安康到十堰,一路上全是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火车在山间穿行,放眼窗外,严冬中的荒凉格外刺目;也许只有星星点点的梯田才显示着当年“农业学大寨”的成果,而墙壁上残留的大标语,比如“贫下中农主力军,批林批孔有决心”、“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口号却顽强地保留着另一种记忆。
  坐火车旅行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沿途搜集过去遗留的标语口号,于是发现越贫穷的地方,标语口号就越多、口气就越大,斗志和决心也就越昂扬。
  远远的有几名妇女,缠着头布,背着沉重的背篓,在山间小道上攀援;因为要“以粮为纲”,所以山上的树木基本上被砍伐殆尽。到处是什么植被都没有的一片荒芜。这就是《李自成》一书中所描写的陕南吗?也许这三百多年间的中国农村真的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变了的就只是那些墙壁上的标语口号所留给我们的记忆。
  但留在我那天日记中的,却是对这片土地的爱,那种让人流泪的爱。
  城乡间的巨大差别,已经越来越让人有些触目惊心了。
  在武汉与西安之间,来来回回,在那些年里我一共跑了几十趟,明显感到一入河南,上车的人就如难民一样,拖家带口,席地而坐,而车上的任何服务也便宣告终止。
  这些人都在奔向哪里?我当时还意识不到一场巨大的、涉及城乡关系的社会变革,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自觉站在“穷人”一边
  城市里的风气也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化。西安钟楼附近还有些大字报,大都涉及男女关系与对法院的什么判决表示不满;人们衣着上的变化最大,特别是一些女孩子的高跟鞋最是醒目,但交通越来越拥挤,人们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公然插队和当街斗殴已是家常便饭。
  每次在水利电力学院看电影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总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群体斗殴,有一次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板凳横飞,尘土飞扬,大家自动让出一片空地让他们打,而银幕上照样在播放《306号案件》。
  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条报道,说新疆石河子的蒋爱珍用枪打死了三个人,大约是为男女关系与“人言可畏”的环境所迫。无论是报纸还是大家的口碑,似乎都站在蒋爱珍一边。我们几乎要替蒋爱珍说出拉兹在法庭上所说出的那番话了。
  那时候,我们都自觉站在“穷人”一边,像今天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要站在“富人”一边,在当时简直匪夷所思。
  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的模式是怎样形成的?我们都是1978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的受益者,但我们为什么总把自己视为“社会下层”,而且自觉地不与“当权者”或“富人”同心同德?这里面既有长期所受的教育、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不是也与长期所受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与培养有关?比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还有大量俄罗斯的作品,作为电影与小说,哪一部不让我们在思想与感情上更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边?这是一个大问题,容后再提。
  披露张志新案
  1979年,对人的心灵震撼最大的,还是张志新一案的披露。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使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是当时一位名叫韩瀚的诗人写下的著名诗句。
  然而,既然是“苟活者”,当然也就不在乎重量不重量。
  而且,更不知道有多少“苟活者”只能悄悄地掩埋掉自己同样带血的头颅;在他或她的名字为人所知以前,生命的天平显示不出任何倾斜。
  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卢士超的文章,认为国家应该废除“思想罪”。
  “思想罪”?一个很含混的概念:是不准想,还是不准说?是说有些人的思想生来就有罪,还是被污染,学坏了?
  我1979年日记本的扉页上,就贴着张志新的一张画像。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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