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从文学的高楼上跳下去这一条路吗？我们是否要等到文艺批评死亡之后再进行招魂？”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在北京文艺论坛上的发言令在场专家震动。本月11日至12日，以“批评与文艺”为主题的“2007年北京文艺论坛”在京举行，吸引了全国近百位文艺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艺批评领域出现大量红包批评、广告批评、噱头批评等不良现象，自身公信力遭遇空前的危机。与会者深入分析文艺批评的尴尬局面，探究如何从困境中突围。
　　学院化批评遭遇自闭忧郁症
　　在演讲台上，朱大可神色凝重说起当下学院化批评的困局，“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批评家都是少数有才华的学者。但有些人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这不得不令人省思。”朱大可认为学院批评已经空心化，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体系。作家和批评家相互鄙视，相互不信任，由此导致批评完全丧失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高校的学生们为凑够学分，在杂志上花钱买版面发表文章，也因此养活了一大批垃圾学术刊物。
　　学院批评家依赖于欧美的学术体系，原创能力越来越差，跟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无关。批评文章里撒满了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词汇，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术语，结果连自己都弄不明白。这种僵化的学院批评在朱大可看来已丧失了灵魂。学院和大众的鸿沟，使得这些批评家日益自闭，进而失去内心的信念，觉得生活无趣。
　　文艺表面热闹难遮内在枯竭
　　文化评论家张柠说，目前批评家要么跟大众隔绝，躲在书斋里搞谁也不看的东西；要么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发布噱头批评，取媚大众。商业赚钱的原则已经渗入到当下的文艺批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激烈指出:“最典型的就是无穷无尽的作品讨论会，最终沦为作家们的捧角会、树碑立传会。我发现有些批评家不惜用自己的学理和名誉作赌注，把某些作品中很丑恶、拙劣的描写说成是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商业批评打着批评的幌子，目的在于提高收视率或促使图书畅销，使批评依附于金钱利益。
　　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复制的时代，各种文艺作品和批评文章铺天盖地，但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住内在的苍白。每年全国仅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两千多部。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如今文艺作品生产的数量在急剧膨胀，但带给人的却是一种枯竭的感受。《北京文学》资深编辑关圣力说，现在许多文艺创作平庸啰嗦，缺乏艺术性和创新性，自己在编选作品时简直有一头撞墙的感受。而批评家看到文艺创作的弊端，却不及时指出纠正，这是他们的失职。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尖锐地提出:“我们实际上没有批评，铺天盖地的声音导致批评的失效。”批评家对喧嚣的文化现状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对此他主张批评家应在困境中拓路，回到本土和民族传统，不要再玩空洞的词语游戏。
　　职业批评至少做到拒绝假话
　　现在最缺的是职业批评，特别是电影电视的批评，队伍极为弱小。当下影视批评要么是跟影视脱节的学院化批评，要么是网络上泛滥的观众批评。尹鸿强调:“今天的文艺作品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产品，创作者越来越受到市场、商家、资本力量的影响，背后往往都有利益诉求。批评家需要有一种专业的眼光，过滤一部分作品，提炼一部分作品，在大众和作品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的隔膜也是一大尴尬。青年作家李浩介绍，很多作家成名后对批评家不理不睬，没有形成互动关系。一些批评家也经常顾及人情面子，只说无关痛痒的废话。在他看来，当前文艺批评严重滞后，无法对新出现的作品进行有效的评论。追求批评的独立性还是生存第一？尹鸿就此谈到，“批评家必须依赖出品机构或创作者才能生存，但不能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从我个人经验来讲，我得接受很多生产机构的委托，完全不受环境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至少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说假话，别把坏处说成好处，把好处说成坏处。”
　　呼唤出现年轻一代批评家
　　朱大可认为，文艺批评面临更大的危机就是断代问题。参加论坛的批评家大多年过半百，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几乎一个都没有。对此他觉得很遗憾，“我们都老了，希望看到一些年轻人跳出来，但一个新人都没有出现。”朱大可说自己以前是充当先锋，现在年龄大了适合给年轻人当后卫，再打头阵就说不过去了。
　　怎样呼唤年轻一代批评家的出现呢？与会的不少专家说，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现在社会的诱惑更多，年轻一代不像他们当年那样专注于文艺批评。朱大可主张年轻人需要有锐气和勇气，内心能够树立一个强大的自我，市场环境再恶劣也不会动摇自己的立场。(记者　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