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同济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诸大建

　　本刊记者 徐浩程

　　随着长沙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到长沙去参观调研的各地代表团越来越多。在去年一个月内，仅长沙市文化局办公室就接待了近百批调研团，平均几乎每天要接待两批。那么，为什么在现阶段各个城市会如此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决策》：随着长沙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到长沙去参观调研的各地代表团也越来越多。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去年一个月内，仅长沙市文化局办公室就接待了近百批调研团，平均几乎每天要接待两批。而且许多调研团队的规格还很高，都是由书记或市长带队。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各个城市如此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诸大建：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长沙正式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其城市建设提速，提出城市功能转型时期，而现在多数到长沙去参观调研的城市也处在城市发展的这个时期。所以这么多城市到长沙去学习应该与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有关。

　　我国城市发展按照数量以及内容可分为三波。第一波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普遍不认可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当时，在城市的数量上表现为反城市化，在内容上表现为从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第二波是从1978年到2000年以后。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重点发展乡镇企业，以乡镇企业拉动城市发展，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上著名的“苏南模式”。不过，这种模式发展到后来逐渐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主要是乡镇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减弱，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比较困难。所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城市发展的方向就转向了大都市或城市群发展战略，比如河南的郑汴洛一体化等。这样一来，我国城市发展基本就是以大城市带动小城市。

　　现在，我们正处在我国城市发展的第三波，这个阶段大约将持续到2020年。在这个阶段，我国城市发展在总体及细节上都面临着一次转型。在总体方面，这种转型可以概括三个趋势：从经济增长到人类发展，从物质资本到综合资本，从政府管理到网络治理。

　　《决策》：能否请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城市发展的第三波？这一波与第二波有何不同？

　　诸大建：在城市发展的第二波，城市发展完全是一种数量扩张。所谓数量扩张就是圈地型的，蔓延型的发展。从产业上来说，就是粗放型的工业化，工业园区一圈就圈一大块地，圈了之后却多数是空着。从居住上来说，城市整体居住条件不高。从城市文化上来说，表现为破坏传统，建造一些“假冒伪劣”的仿古建筑。

　　而城市发展的第三波就是要把城市从经济主导转向生活主导，从创造就业转向构筑适宜的生活空间，从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向文明的乐园。多年来，我们城市关注的重点不是人居而是经济，只要你能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可以牺牲。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现在在城市中最主要的工作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了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其实，在招商引资中，企业不仅会关注你能给他多少优惠政策，也会关心你这个城市整体发展的品质。比如跨国公司到你这个地方来发展，不仅仅会关注你能给他提供多少税收优惠，还会关注他在这儿是否能招到高素质的员工，过来之后孩子学习、生活休息等是否能舒适。

　　也就是说，在城市发展的第三波中，一个城市要有“三性”—城市的可居住性、可投资性和可旅游性。目前，我国城市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交通半径越来越大，但就业问题也越来越麻烦、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而长沙在这几年却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有效的提高了这个城市的可居住性、可投资性与可旅游性。

　　《决策》：那么，这其中政府应该如何作为？毕竟相对于城市转型这个概念，仅仅重视和发展文化产业似乎还是不够的。

　　诸大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三方面来做，即提高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城市的社会竞争力和城市的环境竞争力，而且这三方面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要增强这三方面的竞争力，并将这三方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必须变革现有城市发展建设的模式。现在，城市建设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就必须让你的居民参与到城市发展与建设中来，形成互动，也就是说要形成一个能让各方参与讨论的氛围与机制。因为，如果能有机会参与讨论，大家就会更关注城市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2007年08月22日《决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