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的严峻制约迫使我国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的A模式，同时限于我国的发展阶段也不能立即沿用较高发展阶段的B模式，为此，我提出与我国未来15年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简称C（China）模式。在C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再趋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需要通过C模式来实现所希望的环境奇迹。
C模式可以说是1.5-2倍数发展模式。就是说，中国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同时，允许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但是污染排放需要严加控制）最多增加一倍左右，用不高于2倍的自然资本消耗换取4倍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社会福利。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已经得到世界公认，其远景继续在得到乐观的评价；但对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问题，国内外的许多人却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担忧。面对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环境威胁的观点冲突，面对2020年中国经济将在2000年基础上继续翻两番的目标，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命题：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走出一条“低物质化”的发展路径，从而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创造为世界注目的环境奇迹？这里，我想对中国需要创造环境奇迹的理由（为什么的问题）、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实现环境奇迹的途径（怎么做的问题）做一些讨论。
一、为什么需要创造环境奇迹
从2000年到2020年，是中国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在继续创造经济翻两番的增长奇迹的同时，十分需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看得到的环境奇迹。提出这样的命题，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背景性思考。
1、背景一：对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忧虑在增长。当前，世界舆论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抱有非常乐观的预期。例如，高盛公司2003年底发表《与BRICs一起梦想：展望2050年》的研究报告，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所谓金砖四国（BRICs）的经济总量将在2050年前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六强（“G6”，即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其中特别提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9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但人们在乐观估计中国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问题。2006年，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其《B模式2.0——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中再次指出中国资源环境的可能挑战。按照布朗的描述，目前中国在大多数基本资源的消费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为此他提出：如果随着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达到人均消费水平与美国等量齐观的时候，又将会出现何等状况？布朗的结论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领先从传统的经济模式（所谓A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B模式，帮助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和一个新的世界。
对这类悲观主义论调，我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义正词严地反驳。不过，虽然国外人士往往对中国克服困难的能力估计不足，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清醒意识到：与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有很好的研究和预期相比，我们有关经济增长导致的资源环境影响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准备上还是战略研究上都严重不足。
2、背景二：人类发展的稀缺因素出现根本性转换。从理论上来说，提出中国的未来需要创造环境奇迹，是基于人类发展的稀缺性已经发生转换的新思考。对稀缺性的关注一直是发展理论与经济政策的重点。在工业化时代来临前，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将自然资本的限制作为宏观经济规模的限制。而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由物质产品、基础设施等组成的人造资本是稀缺的，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替代的，因此不必担心自然资本的稀缺以及经济增长的物质极限。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对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性的经济规模扩张，已经导致资源环境消耗对于地球支撑能力的超载。对此，1980年代以来崛起的生态经济学理论开始提出新看法。他们认为，如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已经发生新变化，从人造资本是主要约束因素转换到了自然资本成为主要约束因素；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可以无限扩张不同，生态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极限的，好的发展应该是物质规模为一定情况下的社会福利的持续增加。
对照中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生态经济学描述的模式其实更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考虑两个问题，即一方面是节约资源和环境，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的自然生产率，另一方面是开发利用人力资本，实现用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像发达国家的传统模式那样走拼命节省劳动但是耗竭性地使用资源环境的道路。这样的看法已经在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中出现（例如在200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讲话等）。
3、背景三：从强物质化模式到低物质化模式的变革。从发展战略上来说，面对稀缺对象从人造资本转换为自然资本，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资源环境的高效利用。因此，创造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就是要超越发达国家传统上的强物质化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低物质化的中国式发展新道路。具体说，创造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是要做两方面工作。一是在总量比例上，要在提高中国经济规模的同时，有力度地控制中国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在世界上的比重。目前，我们的资源消耗总量和污染排放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例如，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5%，但资源消耗大大超过这样的比重。其中，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钢材消耗3.88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世界的54%）。这自然有中国当前处于物质积累和规模扩张的阶段性原因，但同时也有着经济增长过度消耗资源环境的粗放性原因。因此，需要大幅度改进。二是在人均水平上，就是要用比传统方式低的人均资源消耗和人均污染排放来实现高的人均经济收入和人均生活水平，例如到2020年，如果我们能够用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消耗（特别是人均能源消耗、人均水资源消耗、人均土地资源消耗、人均重要矿产资源消耗）和人均污染排放（包括人均废气排放、人均废水排放、人均生活垃圾产生），实现在2000年基础上人均GDP再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相应的社会发展目标，那么就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这样，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问题就不会被某些提倡“中国威胁论”的人拿去作为把柄；这样，不仅能够促进中国发展的国内稳定与和谐发展，而且也真正实现了中国发展在国际环境中的和平崛起。
二、什么是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
然而，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内在地减物质化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具有创造环境奇迹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不是对现有线形经济发展模式的外在修补或者简单调整，而是需要通过根本性改造倡导一种基于循环经济的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本的发展模式。
1、线形经济：资源环境压力增长的经济。所谓线形经济，是工业化时代以来形成并且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由“自然资源－加工成原材料-加工成品-产品使用-废物排放与处理”流程组成的，具有单向的物质流动形式的经济模式。其中，制造出来的产品经过销售点实现产权从制造厂商到消费者的转换，从而进入产品的使用阶段；在产品使用寿命即将结束之时，经过抛弃点进入传统的废物治理阶段。
从根本上说，当前的资源衰竭、环境退化等危机，正是工业化时代以来线形经济模式负面效应的积累性爆发。因为在线形经济中，人们通过生产和消费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大量地提取出来，然后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扔弃到大气、水体、土壤和植被之中。经济规模的数量型增长是与资源环境的高强度消耗正相关的。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必然伴随着资源的大量开采和污染的大量排放。
有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表明，只要坚持线形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使做许多附加的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工作，也无法在根本上摆脱资源高消耗的严重困境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局面。因为即使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代工业化国家，也可以到处看到他们由于线形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导致的高物耗、低产出、高排放的情况。例如，在美国用于制造新产品的原材料投入之中，有94%的原材料最终是以废弃物的形式产出的，而仅有6%的原材料被转化为了最终产品。
2、循环经济：内在地减物质化的经济。与线形经济不同的是，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地球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耐用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够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和最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增长对资源及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瑞士学者Stahel（2006）形象地把传统的线形经济叫做“河流经济”，将崛起的循环经济叫做“湖泊经济”。基于尽可能地对物质多次利用的基本思想，对线形经济的物质流程进行调整，可以构建出循环经济的物质流程。与线形经济不同，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产品的制造、使用和处理过程中嵌入废物、产品及资产三个层面的循环。其中，废物的循环改变了过去末端处理的简单做法，着力于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产品的循环则是强调耐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后产品的再利用，尽可能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以上二者均涉及到产品的产权变换，而资产的循环不存在产权的变换，主要是倡导“从销售产品到提供服务”的理念。
3、循环经济的三种类型。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奇迹，我们需要对循环经济的三种类型及其应用有系统的了解，并争取在实践中从低水平的垃圾的循环走向高水平的资产的循环。
（A）废物的循环。主要是指借助技术与管理的手段对生产中和消费后的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和资源化，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方面。这种做法有效减少了废弃物的最终处理量，相对传统的末端治理有了明显进步。废物循环的实践可以有企业、园区及区域三个层面。只要经济上有效益，首先可以在单个企业内部建立起闭环的制造流程，以减少单个企业的废弃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其次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园区，把不同的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循环经济。最后，从城市和区域角度出发，要在处理环节上建立起集中化的静脉产业园区，将从传统的垃圾填埋场转变成为以静脉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复合性的废弃物资源化园区。
（B）产品的循环。主要是指在产品使用过程中，通过尽可能多次使用以及尽可能多种方式地使用来取代过去一次使用的做法，从而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产品的循环也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产品在使用后进入维修中心，可以通过简单维修即可再使用。二是通过回收中心的整机，在产品功能仍然基本完好基础上的再使用。三是通过回收中心将产品拆卸以后的部件再利用。产品循环的目标是要实现最后填埋的废弃物排放量的最小化甚至趋近于零（所谓零废物）。
（C）资产的循环。主要是指企业把其制造出来的产品视为资产来加以经营和管理，推行“从销售产品到提供服务”的发展理念，建立产品服务系统来实现资产的循环。其基本前提是“产品的价值根植于其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和效用”，即产品的真正价值所在应该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这是线形经济和循环经济最根本的不同。在线形经济模式下，交换价值处于中心概念；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使用价值处于中心概念。从产品到服务可以有三种经济类型：纯粹的产品、产品服务以及纯粹的服务。纯粹的产品实际上不可避免带有一些服务，只不过是基于产品的服务；同样，纯粹的服务实际上也离不开产品的支持，只不过是基于服务的产品。只有产品与服务的最合理组合才能构建所谓的产品服务系统，并借此来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消费者的需求满足和较低的环境影响这三大目标。比如，通过实施资产的循环，消费者不再倾向于自己拥有洗衣机或汽车这类耐用品，而是倾向于使用公共的洗衣房和享用公共交通等。
三、怎样创造环境奇迹
在通过循环经济对线形经济的替代创造环境奇迹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减物质化发展模式。大体上，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情景可以有三种模式。我认为，其中的C模式才是适宜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并且可以实现环境奇迹的合理路径。
1、A模式——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强物质化模式不可行。所谓A模式，是采用布朗在《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的说法。强物质化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相同步的发展，在GDP做大的同时环境压力也变得更大了，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然处于A模式的发展状态。只不过，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因为过度消费而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同步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生态效率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同步增长，即GDP的增长一方面依赖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一方面伴随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
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走的是A模式道路。例如有人已经提到，早在中国人均GDP为400美元-1000美元时（即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国的污染排放水平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GDP为3000美元-10000美元（高加工业阶段）时出现的污染水平。今天我们关注环境奇迹问题，就是要摆脱这样一种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发展道路。我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战略研究时，曾和有关专家一起测算过：如果我国继续按现有资源利用方式和污染产生水平，那么在2020年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翻两番的情况下，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可能是现在的4-5倍。显然，这种模式不但意味着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和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难以为继。
2、B模式——要求经济与环境绝对脱钩的减物质化模式太理想。与A模式相对的是B模式。这是布朗倡导的未来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大规模减物质化，目标是在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开始“脱钩”。长远来说，这种目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必须的，它是绿色现代化或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
但就当前来说，它最可能是发达国家争取的目标。因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成熟经济是有可能通过生态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脱钩的。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国家提出了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生态经济效率为“倍数4”甚至“倍数10”的发展目标。所谓“倍数4”，就是经济增长比现在增加一倍，而物质消耗和污染产生比现在减少一半。
但是，这样的发展目标能不能马上用到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阶段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同样粗略测算过，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增长翻两番的同时，希望环境压力没有明显增加，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而如果希望环境压力有明显减轻（例如比现在减少一半），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这个目标当然是鼓舞人心的，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看，要实现难度很大。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目标需要调整。显然，这将从另一方面影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C模式——与中国现阶段相适应的资源生产率提高模式。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的严峻制约迫使我国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的A模式，同时限于我国的发展阶段也不能立即沿用较高发展阶段的B模式。
为此，我提出与我国未来15年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简称C（China）模式。在C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再趋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需要通过C模式来实现所希望的环境奇迹。
C模式可以说是1.5-2倍数发展模式。就是说，中国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同时，允许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但是污染排放需要严加控制）最多增加一倍左右，用不高于2倍的自然资本消耗换取4倍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社会福利。该模式赋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个15-20年左右的缓冲，并希望经过这个阶段的增长方式调整，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减物质化阶段。从社会公平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及世界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一方面，在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上，它比传统的A模式有一半以上的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它符合生态经济的公平要求，在给中国13亿人提供合理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世界创造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有可能实行倍数4的更进一步的绿色发展战略，即经济总量继续翻一番，但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实现减半，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实现脱钩发展。但是在中国国内，对上海、北京、广东等发达地区，由于发展阶段领先，需要率先实行大幅度的减物质化战略，以便到2020年能够在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意义上基本实现现代化。
讲演者小传
诸大建
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主任，国家985工程同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科带头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城市发展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曾为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科技创新与管理等。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著有《管理城市发展》、《建设绿色都市》、《大学与城市——哈佛访问学术笔记》，主编有《中国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分析的新模式》、《2010年世博会与上海城市发展》以及《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等，译有《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生命周期的视角》、《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自然资本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