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八国峰会与发展中国家五强的对话中，全球气候问题主要是京都议定书以后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问题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对比１０年前（１９９７年）联合国召开京都会议的情景，那个时候不要说国内媒体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敏感和关注，即使我国的一些政府部门也不认为气候变化需要纳入中国发展的重要应对策略之中。那一年，有关世界组织曾通过我邀请国内的某些市长参加在京都召开的这个世界会议，但是有关部门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与中国当前的发展没有太大关系。然而，经过１０年的发展，中国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考虑，已经越来越具有一个既需要推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担负起必要的世界责任的大国气质了。
     目前，世界首脑正在启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问题对话，以便制定新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在这次八国峰会前后，三个主要的世界大国提出了不同的后京都气候变化方案思路。向来在环保上具有优势的德国，提出了未来气候变化的２度方案，考虑到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ＩＰＣＣ）今年推出的第四次研究报告，升温不超过２度是人类可以适应的范围，因此建议到２０５０年需要比１９９０年减少排放５０％（到２０２０年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２０％），这将需要发达国家在未来的年月中达到倍数１０的资源生产率提高；美国作为当前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发达国家，在态度上有了值得注意的转变，从否认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转变到了认为气候变化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美方仍然坚持反对规定减排的定量目标和时间表；中国作为排放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自己的国家应对方案，强调应该坚持联合国提出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出２０１２年后发达国家应该继续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在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减排要求是不合理的。
     可以预见，从现在到２０１２年的时间里，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事件发生，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如果以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比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二氧化碳的弹性系数为主要指标，结合世界的现状值以及中国的现状，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三种情景（如下表）。一种是高碳发展的情景，即中国未来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弹性系数较大幅度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的排放比重大大超过人口的比重；二是适宜发展的情景，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弹性系数控制在世界平均水平附近，占世界的排放比重类似于人口的比重；三是低碳发展的情景，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弹性系数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的排放比重低于人口占世界的比重。
 　   我们的战略与政策需要对以上三种情景的发生有明确的估计与反应。我以为中国应对二氧化碳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思路，可以用三句话来进行概括，即“争取权利、控制威胁、促进奇迹”。一是在外部，要针对世界上特别是美国鼓吹的所谓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威胁、认为中国从现在起就应该开始减少排放的要求（意味着后京都时代需要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实行强制性减排），中国的回应对策应该是“争取权利”。这是要强调按照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即使中国的人均排放很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是迟早的以及正常的事情，因此不能剥夺中国人的发展权利，中国人需要有满足基本需求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二是在内部，要针对中国当前二氧化碳排放急剧增加的情况，针对产业结构过重、资源效率低下的情况（这与基本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通过科技与体制的努力，大幅度提高能源生产率和二氧化碳生产率（单位二氧化碳的经济产出），控制二氧化碳人均水平、占世界排放比重以及二氧化碳弹性系数超过世界可接受的情况发生。国家提出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耗强度减少２０％，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的。有资料表明，目前上海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７．６吨、北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５．８吨，超过了东京的人均排放水平５．３吨。显然，这样的高碳发展情况在世界上是很不利的，会成为“中国温室气体威胁”的把柄。这意味着中国的“控制排放”需要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开始抓起；三是从长期看，也许是在２０２０年以后，中国需要在更高的意义上，在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相匹配的意义上，通过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争取创造一个有开拓性和跨越性的环境奇迹，即用比世界人均水平以及占人口比重低的水平实现低碳发展社会。假如在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我们能够按预定的目标用增加一番的能源消耗（２倍于２０００年）实现增加两番的经济增长（４倍于２０００年），那么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就具有了明显的脱碳化发展趋势。

　　　　　　　　（作者系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