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典是乡村社会感官匮乏的代偿体系，而春节位于这一体系的核心是食物摄取的狂欢仪式。人们耗费数天时间（有的地区长达半个月），来补充一年所耗散的生物能量。短期内的超量进食，构成口唇和肠胃的狂欢。在除夕夜，数亿个胃袋在餐桌前与牙齿、舌头和筷子一起舞蹈。

　　春节令我们从反面意识到食物匮缺的意义。它要为这种贫困的生活下定义，并在每个年关终结它。而另一重极易遭到忽略的痛苦，则是声音的匮乏。乡村在令人窒息的静寂中沉睡，除了有限的家庭语音，它的声源仅限于家畜、野禽和自然风雨。零度声音的状况是无限纯洁的，却制造出一种反面的耳鸣，把耳朵拖向了声音的黑暗。

　　解决上述困境的第一方案，就是在春节和元宵燃放鞭炮，藉此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耳膜从饥饿中惊醒过来，像鼓面一样振动起来，耳朵就这样剧烈地饱餐了喧闹的声音；常见的第二方案，是从“红白喜事”中听取尖锐的唢呐声和高亢的哭喊，旋律性哭泣经久不息，喜丧事被无限扩张和延宕，把声音灌输给孤寂的群耳；此外还有第三种方案，那就是提供各类地方性社戏。假嗓的尖声演唱、清脆的锣铙和刺耳的胡琴，这些高音刺破了空间，与群众在广场上的哄闹低音混合起来，形成广阔的声音织体，它同时也是一种照明体系，多元地处置着感官饥饿综合征所引发的危机。

　　乡村照明体系，是太阳（白昼体系）和星、月、灯（黑夜体系）所构成的事物，灯火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仿佛只是一种昏暗的点缀。在松明、油灯和蜡烛的微弱光亮中，人被黑夜逼到了空间的一隅。灯火是无限收敛的，它蜷缩在发光体的中心，犹如一颗细小的豆粒，它的光晕只能在墙垣上投下一个模糊的阴影。在那样的黑夜，即使是星光和流萤也会带来欣慰，它们是世界上最细小的光明使者。

　　黑夜光线的长期匮乏，就是元宵节灯火庆典的起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构成乡村生活的基本语法。它旨在规避夜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即使在灯具趋于发达的汉代，普通农民仍然会坚持节省灯油的原则。黑暗就是贫困乡村生涯的常态。但元宵节、上元节和地藏王菩萨生日的设定，有限地解决了这一危机。它们是光线摄取的狂欢仪式，眼睛的食物，在这些夜晚里大量涌现，为身体里最敏感的器官，提供一场华丽的年度性演出。在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瞳仁里映射出了五彩缤纷的光线。它们是希望的火焰，狂热地燃烧在黑夜的深处，抵抗着内心涌现的忧郁。火焰熄灭后，火焰构成的图景将保存在记忆里，成为不断反刍的影像。

　　我们已确切看到，春节和元宵，就是口（鼻）、耳、眼多种感官的一种复合仪式。经历长达一年的等待之后，饥馑的器官在岁末得到了热切的回报。节庆，这与其说是人的休闲模式，不如说是对器官欲求所做出的周期性响应。

　　相传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目连（又名目键连），希望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却见已逝去的母亲，沦落在饿鬼道中受苦，瘦得形销骨立，不成人样。目连为此无限痛心，用钵盆盛饭喂给母亲，但是米饭刚到母亲手里，竟然即刻化为酷热的炭火。这则故事无疑向我们隐喻了感官饥饿综合征的普遍焦虑。炭火是更为峻切的饥饿的隐喻，它要向我们传递被火焰烧灼般的苦痛。

　　焦虑，就是盂兰盆节的真正起源。在阴郁的乡村庆典里，人不仅要设法消除世间的温饱难题，还要解决鬼魂的饥饿困境。在长期传承的仪式里，人们必须在路边点燃火堆，放置瓜果包子，或在木板和纸船上放置香烛，让灯火顺水而行，为那些冤死的鬼魂指引道路。但这与其说是一种生命的引渡，不如说是一种感官的劝慰。亡灵们在黑暗中沉沦，辗转挣扎，饱尝着各种饥饿的痛苦。只有人类馈赠的光明与食物能够令其解脱。

　　城市化的伟大进程，终结了乡村社会的感官饥饿综合征。城市提供庞大的餐饮、夜间照明及其噪音体系，这些事物，饱满、刺眼而又喧嚣，令传统庆典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在被剥离了内在功能之后，庆典必然要退化为一具文化空壳，进而被精明的商人所填空，把它们变成物品推销的市场。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文化转型的进程。民俗庆典早已消亡，它的尸体成为城市消费的华丽容器，继而复活在商人们的集会上，像一些冠冕堂皇的丑闻。

 

　　朱大可，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