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有关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问题一直是我感兴趣的，特别是今天(9月10日)下午的这个题目“全球化、国际化和多元文化”很值得探讨，所以我上午去交大参加了一个会议．下午还是赶回来继续参加大家的讨论。我一直以为，越是“全球化”，越需要重视文化的交流。我一直在呼吁，现代大学应该自觉地把促进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交往(communication)作为继教学(teaching)、研究(research)、服务(setvice)之后的第4大主要功能(简称现代大学的TRSC理念)。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挑战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这一认识。

首先，我认为这次论坛将“全球化”和“国际化”两个概念共提而不是等同是很有意义的。“全球化”更突出的是世界的共同体、一体化的理念，而“国际化”的核心是尊重民族国家个性基础上的交流(英语中以“inter-”这一表示“之间”、“(交)际性”为前缀，以’nation’为词干也包含着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这两个概念之间应该有所区别。本人以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科学技术的全球互连(或曰同步)，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3大方面的一体化趋势。而文化未必就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而且文化的一体化对于人类来说，也许将是一场文化的灾难。因为只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缤纷，才有彩练舞当空。试想，失去了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完全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世界，那将窒息人类多少创造性啊!我较多关注的是教育的国际化问题。前几年美国驻上海总领馆曾经召开过一次以“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为题的论坛，我们认为比起“教育全球化”的口号，“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更合乎实际也更为适宜，因为教育不止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而文化总是既有普适性又有民族性的，特别是在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依然存在，民族文化多姿多态的今天，教育既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又要培养学生的“本土意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全球—本土化(Glocal)”，即“全球化思考，本土化实践”。我记得这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曾经提出的一种国际化理念。因此，其次，关于文化传播与交流。我们的主题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为什么要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是为了交流，交流才能促进传播。我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得到传播。这也许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共同点。但真正能传播的往往是各种文化中既具有人类共性的普遍性(这是传播的可能性)、又具有民族个性的独特性(这是传播的必要性)的成分。当然，这必须是一种建立在打破民族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打破各种自我极端扩张的原教旨主义思维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否则，“传播”就会带来紧张冲突而不是和谐共荣。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强调“和”，即和平与和谐，强调“和而不同”，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更反对走极端，倡导“执两用中”的“中庸”中道，这都是中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传统，也是中华文化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民族能团结融合、绵延传承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承认差异与尊重“不同”，才有“传播”与“交往”的可能与必要。中国现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光大这种精神。这几天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正在我国举行，我注意到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的重要讲话中呼吁建设国际和谐社会的问题。我想这也的确是2l世纪人类需要思考和努力的一个大问题。

再次，我想特别谈谈关于“多元文化”与文化认同问题。“9·11事件”以来正引发新的思考，怎么看待文化的多元和价值的多元问题，以及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认同。我想多元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也就是文化不能“麦当劳化”，价值存在多元化。同时，多元文化的并存也是文化交流、传播赖以可能的必要前提。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是一句很有意味的名言。但这里就有一个在鼓励文化交流(communication)的同时，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化认同(identity)的问题，在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的前提下，文化认同涉及一个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当然在多民族国家还存在更为复杂的“族裔(ethnic)”(或称“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不同宗教文化认同等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多元文化”是保证人类文明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基础的话，就应该正确处置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一个敏感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宽容(tolerant)相结合的问题。

应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权利和义务问题。著名英国社会学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专门写过一本书，叫《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andSelf—Identity))，讨论处于高效率与高风险背景下的现代人的自我认同的困惑问题。去年，曾经发出过“文明的冲突?”预警(我是在德国鲁尔大学读到这篇文章的，当时许多人仅仅简单地把此文视为“西方中心论”而加以批驳否定，我却更愿意把它视作一种值得重视的预警而获取启迪，记得我看到的亨廷顿教授在哈佛大学研讨会上的这篇演讲稿整理发表出来时的题目中是用了一个问号的)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又一本引起争议的书，书名就叫《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曾经以“多民族的熔炉”和“多元文化(multicuhural)”引以为傲的美利坚，经过“9．11事件”的惊魂后，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民族主义强劲反弹，亨廷顿的这本书正反映了这一种质疑“多元文化”和族裔认同的社会思潮和情绪。我想，人的自我认同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到19世纪末高更的名画’Life’sQues—tlon”(中文画名“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实际上都是在反复提醒人的自我认同。我觉得这个认同既包含了民族的认同(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共存的今天，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全球化”更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也包含了人类对人类类意识的认同(“只有一个地球”也许是当今人类最大的共识)。所以，正确地对待文化认同还需要一种必要的文化宽容精神，就像在宗教发展历史中需要宗教宽容一样。中华文化强调“和而不同”与“厚德载物”，也正包含有这种宽厚宽容乃至“以德报怨”的精神，我想，这也是中华文化传播能够对解决当今人类文明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冲突”难题的一大贡献。

刚才日本朋友提出了在亚洲推进建设欧盟式的合作共同体的建议，我个人对欧洲的关注多一点，我想欧盟的成功的很重要的基础恰恰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对于战争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对于未来的共同愿望。这里既有对历史达成的正确共识，也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认同。我想中华文化的传播将有利于促进人类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和认同，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不该在“文明的冲突”中走向灭亡，而应该在文明的交往中走向共荣。所以文化的认同不只是民族的认同、区域的认同，还需要对人类共同繁荣发展的认同。这当中同时包含有文化的宽容精神。人类自我认同与国际化的共同推进，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可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经验和传统。

明天就是“9·11“四周年了，人类在缅怀死者、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更应该警示未来，杜绝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的所谓思维和行为方式带给人类的祸害。今天在大学里，基于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政治家在一起子心静气地讨论对话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原定议题，其对于人类文化的交往和传播的意义也将大大超出会议的范围。我一直认为大学应该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交流的责任，它将能提供更多的超越企业家之间利益、市场的竞争，也许也能超越某些政治家之间观点、信仰的分歧的沟通讨论的舞台，我想这是本次论坛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也是中华文化应该弘扬的精神。

章仁彪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同济大学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学院举办的“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9月9日一11日)上的发言录音稿整理补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