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自然资本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当年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以及重要原材料的资源生产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用有限的自然资本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C(China)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再趋于稳定的过程。

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新型产业化、新型城市化以及新型现代化三个领域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实施经济活动的“物质瘦身”

从关注循环经济发展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自然资本约束。沿着这个认识深入下去,我们必然发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是否能够与自然资本相对富裕的传统现代化模式不同,创新性地形成一个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大国发展模式。这反过来又可以对当前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等问题带来系统化和机理性的认识。本文从理论(为什么)、战略(是什么)以及领域和途径(怎么做)三个方面,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

自然资本稀缺下的发展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这样一种当前具有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能否从根本上指导自然资本严重制约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建立一种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发展理论?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不是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与此相反,我们更需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兴起的生态经济学家的看法(对他们的核心观点的了解,可以参看笔者翻译的美国学者戴里的《超越增长》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国外的生态经济理论(与国内的“生态经济学”有很大不同)被认为是对主流经济学有变革意义的经济思想。从他们对传统经济学的深度批判和对生态经济学的创新建构中,我们可以发掘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要素。

(1)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生态经济理论正确地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关头:限制人类继续繁荣的不再是人造资本的缺乏,而是自然资本的缺乏。18世纪工业化运动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的稀缺资源主要是人以及人造资本,不稀缺的则是自然资源。因此工业化运动的目的是要以机器替代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工业化运动200年后的今天,人和人造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对象已经变成自然资源,更确切地说是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能力在内的自然资本。这就颠倒了以前的稀缺性模式。所以,经济学的原理仍是正确的,但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主要矛盾变了。当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时,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开始受到自然资本的约束:例如捕鱼受到水产资源的约束。如果说原来只要机器水平提高,捕鱼量就会提高,GDP也随着提高,那么现在的情况是鱼资源日趋耗竭,机器水平再高也无济于事了。今天,在世界上以及在中国,人们已经经常见到这样的自然资本制约经济发展的情形。

这样一种自然资本成为限制性因素的经济理论,对于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发展是有根本性的意义的。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本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开始就受到自身自然资本条件的约束;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以前的工业化过程中,自然资本先天不足的国家还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解决问题,那么在现在地球自然资本普遍稀缺的情况下,要在外部世界获得解决问题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何况,像土地、水、环境容量这样的自然资本是难以在一个国家的国土之外得到补充的。因此,中国当前对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等问题的关注,绝不应该是局部的、一时的、战术性的事情,而是全局的、长期的、战略性的事情。换句话说,由于自然资本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当年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自然资本稀缺性缺少关注的传统经济学对建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无能为力的,而当前的循环经济以及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概念可以成为中国探讨绿色发展理论和模式的契机。

(2)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与公平问题。在自然资本成为限制因素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以及公平等基本问题。在规模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主张物质规模可以无限扩张不同,生态经济理论的主张是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极限的,好的发展应该是物质规模为一定情况下的社会福利的持续增加;在效率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传统要素不同,生态经济理论强调要特别注意提高土地、能源、水、稀缺自然资源等的资源生产率;在公平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不考虑自然资本的社会分布状况不同,生态经济理论强调在物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物质分布需要从占有过多的部分流向占有不足的部分,这样才能增加社会总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降低自己的过度消费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腾出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质发展空间。

生态经济理论有关规模、效率、公平问题的看法,可以对思考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带来重要启示。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以及重要原材料的资源生产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用有限的自然资本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其次,需要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本供给规模问题,例如中国城市化的最大土地供给能力应该是多少,中国工业化的最大能源消耗水平应该是多少,提高中国消费水平的最大水资源消耗规模应该是多少,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情况下提高资源生产率;第三,应该考虑社会公平在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意义,对于外部来说,需要在自然资本需求方面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对于内部来说,需要考虑自然资本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合理分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符合当前世情和国情的发展战略。

C模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已经制定了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人均GDP再翻两番的经济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将是多少?这是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选择中国发展模式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大体上,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情景可以有三种模式,其中,C模式才是比较适宜中国当前阶段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

(1)A模式: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强物质化模式不可行。所谓A模式,是采用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的说法。强物质化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相同步的发展,在GDP做大的同时环境压力也变得更大了,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然处于A模式的发展状态。只不过,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因为过度消费而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同步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生态效率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同步增长,即GDP的增长一方面依赖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一方面伴随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

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走的是A模式的道路。今天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与提倡资源节约,就是要摆脱这样一种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发展道路。笔者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战略研究时,曾和有关专家一起测算过:如果我国继续按照现有资源利用方式和污染产生水平,那么在2020年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翻两番的情况下,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将有可能是现在的4—5倍。显然,这种模式不但意味着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和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难以为继。

(2)B模式: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绝对脱钩的减物质化模式太理想。与A模式相对的是B模式。这是莱斯特•布朗在他的书中倡导的未来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大规模的减物质化,目标是在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二者之间开始“脱钩(delinking)”。长远来说,这样一种目标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必须的,它是绿色现代化或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但是就当前来说,它最可能是发达国家争取的目标。因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成熟经济(即物质规模相对稳定)是有可能通过生态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的。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国家提出了在21世纪上半叶要实现生态经济效率为“倍数4”甚至倍数10的发展目标。所谓“倍数4”,就是经济增长比现在增加一倍,而物质消耗和污染产生比现在减少一半。

但是这样的发展目标能不能马上用到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同样粗略地测算过,如果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增长翻两番的同时,希望环境压力没有明显增加,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而如果希望环境压力有明显减轻(例如比现在减少一半),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这个目标当然是鼓舞人心的,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来看,要实现这个高方案的减物质化模式难度很大。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目标需要调整。显然,这将从另一方面影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C模式: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相适应的资源生产率提高模式。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的严峻制约迫使我国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的A模式,同时限于我国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立即沿用较高发展阶段的B模式。为此,笔者提出了与我国未来15年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