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蕾（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项目负责人）

　　我第一次接触《收缩的城市》一书的英文版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国内几乎还没有关于“城市收缩”问题的研究。但这个题目一下子吸引了我。
　　实际上，在西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几十年来普遍经历了城市收缩的情况。原因多种多样。比如东欧、东德、前苏联，因为社会制度变迁或者去工业化、人口老龄化等各种问题，就会导致城市明显发生萎缩。更近一点的案例，有美国的底特律。因为工业化过程的改变，既有的产业结构出现停滞甚至衰竭，整个城市的中心城区一下子陷入萧瑟。老牌工业国家英国也有曼彻斯特、利物浦这样的例子。日本的城市萎缩主要出现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地区。
　　这些例子常常被拿来作国际比较，也提醒我们，城市的收缩和发达与否无关，而是往往会出现在增长阶段后期，甚至出现在一个本还处在积极增长状态的城市。增长仍是主导，但由于产业合理化、服务行业合理化等多种原因，甚至因为各种技术革新导致的传统办公楼空间需求减少，都可能造成城市区域结构重组或因调整不及时而走向衰败。于是我当时就很想把这套问题性概念及其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原动力在于我内心的一个疑问：中国的城市难道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去想这些问题？
　　当然不是。攀枝花、贵阳、鄂尔多斯等一批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暴富，又因资源价格波动、环境污染、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迅速沦为另一番模样……这些都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对收缩的警惕和研究，对我国也有重要意义。如果“吃”完了就迁走，不仅对当地生态是极大破坏，社区废弃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
　　坦白来说，我们后来围绕着“收缩的城市”展开的各种讨论，并不如我预期中热烈。不少人因为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正处于快速增长期，便认为此时谈论城市的收缩离题太远。或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无限，于是有意无意中会避开对“收缩”的讨论。
　　但看看参与“收缩的城市”计划的研究者对城市收缩之因作出的三种分类吧——去工业化、郊区化、转型——谁说这三种原因的内在因素在中国一点影子都没有呢？
　　如果我们可以像大部分规划师那样习惯于面向未来多看10年、20年、50年，就能想象，一些发达国家业已出现的现象，很难保证不会在不久的未来、在这一轮城镇化周期结束之后，在中国发生。
　　吴志强校长曾在专程为《收缩的城市》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写到，“城市进入衰落期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对衰老的无知。最可怕的是：拒绝承认衰老的事实，拒绝学习衰老的知识，拒绝接受应对衰老的健康建议。”同理，即使繁荣向上如上海，也可以从日本老龄化问题案例中、从汽车城底特律的死与生中汲取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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