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就大运河的保护与开发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阮仪三。2008年，阮仪三主持的“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获得第44届世界规划师大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
　　就大运河的保护与开发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阮仪三。2008年，阮仪三主持的“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获得第44届世界规划师大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为什么能够吸引您的关注？
　　阮仪三：我生在苏州，长在扬州，运河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我一直关注的江南水乡古镇也与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几年来，从事城市调查使我接触到很多运河沿岸的城市。当我知道大运河要申报世界遗产时，我觉得应该为此做些事情。因此，我组织团队对大运河沿线的46个城市和162个村庄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从杭州开始一直到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大运河以及沿线城镇的保护价值在哪里？
　　阮仪三：大运河有悠久的历史，其开端是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挖掘的邗沟。大运河沟通了南北，千百年来对维系国家经济命脉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运河催生了包括淮扬苏杭在内的众多重要城市，沿线物质得以丰富，交通得以便利，文化得以交流。以江南地区为例，大运河及其支脉沿线形成了300多个特色城镇，如乌镇过去以产丝为主，太湖镇的刺绣至今仍然名震天下。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些古镇则成了大城市的休养基地和后花园。
　　大运河至今仍然发挥着水利水运作用。一直以来，大运河在山东以南的河段不仅继续肩负水运的功能，还是江南农田灌溉之源。此外，运河是由很多河道组成的，比如在南浔有三条河道，既方便了交通，也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和河道分流的需要。
　　大运河承载着诸多历史记忆，特别是中外交流的千古佳话。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其故事可上溯到明代。当时菲律宾苏禄群岛的三位国王率家眷来中国访问，在沿大运河回国时，东王病逝。永乐皇帝以藩王之礼将其厚葬，留下来守墓的东王后裔在附近定居，形成了苏禄王村，他们也成为中华民族一员。而今，这座墓不仅是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中菲友谊的历史象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大运河沿线的历史城镇保护还存在哪些问题？
　　阮仪三：目前，很多历史城镇都面临着因为大规模城市发展和建设而消亡的问题。这些城镇留存了大量的文化遗址，但人们往往只看到新的城市建设带来的财富增长和现代化生活，将历史城镇抛弃，不肯下功夫在原基础上修建完善，融入新生活方式的同时延续古镇血脉。历史城镇保护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运河作为活态的遗产，仍然在不断地变动，这使得沿岸古镇的保护工作尤为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处理大运河沿线城镇的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阮仪三：其实，保护与开发并不矛盾。保护是为了开发，开发中要注重科学保护。许多开发是必要的，其初衷也是好的，但是进入实际开发阶段以后，一些地方没有考虑古城镇本体的保护，导致根本性的破坏，则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避免这一问题？
　　阮仪三：首先要重视历史城镇保护教育。目前，我国只有同济大学设有历史建筑保护专业，这导致与城镇保护相关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相当缺乏，人才缺乏进一步导致古城镇开发缺乏科学指导。全民应该对历史文化建筑有更深入的认识，树立科学保护和开发的意识。仅靠几个专家对这些历史街区进行调查，呼吁保护，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我们不能只看到申遗能够赢得名声，而更应该看到背后的历史遗存，看到对历史传统文化基本理念的继承。而在调和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时，首要原则就是要尊重历史和尊重自然，以合理的方式让文化遗产延续。　本报记者 王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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