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品晶，1962年出生，上海人，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图中他正在实验室。/晨报记者 杨眉

　　
　　星期日周刊记者 谢岚
　　这个人，究竟是不受欢迎呢，还是广受欢迎？
　　有些人不喜欢他出现，他一出现，项目的推进可能就要花更多的工夫。
　　可是，却又有那么多人等着他去，还专门为他调整时间。
　　等他去干嘛？
　　做环保项目的评审。等着他在评审会上说真话，说实话。
　　人微言轻，尤其涉及公共事务，人们常如是想。那么，他如何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话语权？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拜访同济大学教授何品晶，一位研究废物处理和转化利用技术的专业人士。
　“光棍节”网络销售300亿，这制造了多少废弃物呢？
　　这周一上午，天气阴沉，天空中夹杂着绵绵细雨，拉开了阴雨天的序幕。
　　并不是外出的好日子，但位于四平路上的同济大学校园内却很热闹。搭乘地铁来上课的学生急急地走上自动扶梯出站；男生们结伴骑着自行车转入了校园小道；教学楼内供应热水的机器前排着队……
　　结束了寒假期间校园内冷清的场面，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
　　十点不到，教学北楼的405教室内，学生都已经到了，50人不到，占满了教室三分之二的座位。和每个时期的大学课堂一样，女生抢占了第一排座位。
　　何品晶站在教室门口，他已经做好了上课准备：展示出了课件的PPT，和学生做了一些简短的交流。
　　这门课叫《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技术》，是何品晶给这批大三学生上的一堂专业课。他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羊毛衫，外面套一件黑色全棉外套，一只手插在裤袋中，一只手做着手势。表情是很严肃的，不苟言笑，说到一些幽默的话语，音调会有所变化。惹得学生哄堂大笑的时候，他却不怎么笑，像冷面滑稽。
　　第一天上课，内容是概论，对何品晶来说，这是一门课最难讲的地方。大概是这个缘故，一开始他的声音低沉，内容也略显平淡。不过讲着讲着，他体内的某个开关好像被拨动了似的，越来越生动，还时不时地有幽默的话语冒出来。
　　这就像上过这一门课的学生在评教网站上的留言：“他（何品晶）总是一开始有气无力，到最后就收不住了，讲课太有激情了。”
　　何品晶是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他揶揄自己是个“废物教授”，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和“废物”打交道：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固体废物，让它们尽可能重新变成资源，减少浪费和污染，为人所用。“工业生产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农业生产中那些废弃在农田中的秸秆，养殖业动物的排泄物，水里有很多底泥、淤泥，也要归我们处理。你们知道我最近在关注什么吗？”何品晶话锋一转，“电子商务带来的废物问题。人们谈论电商带来的便利，谈论电商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等等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人关注这个行业爆炸性的增长对废弃物的影响？电子商务带来的包装物的量和种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种类上来说，比如有一种黑色包装袋，也有一些防止瓶子打破的充气塑料类，或是缠在沐浴露瓶上的保鲜膜类。这些五花八门大量出现的包装，对废弃物管理意味着什么，没人知道。现在对这些，我们没有任何规范，没有任何标准，也没有任何要求，甚至没有人去关心。我们只是在津津乐道地说着光棍节的销售量是多少多少亿。”
　　“固体废物有一个特征多少有点让人沮丧，那就是不可完全避免，但还好，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可以减量减毒或是使它更充分的循环利用。但是，对固体废物进行处理的过程也不能完全地使污染物消失，因为在处理的过程中会有新的污染物产生——当然了，如果没有废物，要我们这种‘废物教授’干什么呢？”
　　“废物教授”什么时候要“发飙”？
　　十一点四十分，下课铃响了，何品晶结束了讲课。这两堂课，中间没有休息。这是他上课的习惯，顺着一股劲往下讲。
　　上完课，何品晶喝光了矿泉水瓶中的水，收拾好电脑，急匆匆地走了。他要赶去虹桥机场搭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一个关于环境保护标准修订的会议。
　　现在何品晶的时间被两大部分的工作占据，一是教学，二是科研和社会活动。其中，他很在意的一类“社会活动”是环保工程项目的评审。
　　何品晶在“环保评审”这个圈子，是很出名的——因为他的严格。
　　去年年底，他又一次在评审现场“发飙”了。
　　那是某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由国内一家较大的设计院做出了设计方案。仔细看了设计稿之后，何品晶重重地把本子放下：“我今天讲话可能会有点尖刻，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何品晶的“忍无可忍”之处在于两点。十多年下来，中国的环保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具体工程上，也有很多经验教训，但是对方所做的方案，既没有体现出技术进步，也没有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然后体现在新的方案上，可你们拿出来的总是一个套路的东西。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有个垃圾焚烧厂发生了事故，可我在你们这个设计方案中完全看不到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在你们的方案中，我看不到时间的变化，和几年前评审过的项目差不多，这是不对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做一个工程，后一个要比前一个好，就像踢足球一样，‘哪个球是你踢得最好的？’‘下一个。’这是一种追求。”
　　何品晶发脾气的另一点原因是，他在这个方案上看不到任何地域的区别。“这个工程在青海做，在兰州做，以及在上海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在你们的工艺中，看不出有什么针对性的措施。我的感觉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们都可以扔出这样一个方案来，只是把地名改一改而已。”
　　然后，何品晶接着说：“我知道，大家太忙了，项目太多了。我也很忙，大家都很忙，但不能因为忙而降低对做事情的要求。”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何老师，最后那场评审的结果怎么样？方案通过了，还是退回去了？
　　何品晶：这个工程方案被要求做针对性的补充修改。
　　星期日：你觉得，你这个评审是干吗的？
　　何品晶：专业人士所做的事情，就是从事科研工作，科研成果得到应用，或者参与环境治理的评审，直接和间接地为公众服务。在评审中，我们要负责的是，看得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同时要勇于说出这些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出现一些错误的方案，我们甚至可以原谅一些领导，因为他们不懂这些，但是不能够原谅那些不专业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应该表现出应有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否则就是在迎合世俗和官威。
　　星期日：迎合世俗和官威会让你失去什么？
　　何品晶：如果是迎合或绝对的服从，那就没有自我，人的生命处于一种卑微的状态，那样我们的学术圈就完蛋了。
　　星期日：会遇到打招呼这样的事情吗？
　　何品晶：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很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但是一般没人敢给我“豁翎子”，他们不太愿意在我面前说，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同意的，我不吃这一套。
　　说真话的人，如何获得说真话的空间？
　　环保评审，是一个复杂的场域，充斥着权力和科学、寻租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博弈。
　　而今天的何品晶在这个圈子里的角色，颇为有趣。
　　一方面，他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听说同济的何教授来了，一些与会者不免惴惴不安：项目要过关，没那么顺当了。
　　可另一方面，何品晶又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很多环保工程项目的评审工作都会邀请他去。有些评审会还为了他调整开会时间。如果实在抽不开身，对方也会请他撰写一份书面意见。
　　何品晶，是如何拥有这份话语权的？
　　2000年前，脏臭的河道是上海一个棘手的问题，河道治理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建设议题。有一年，何品晶参与一个河道治理项目，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老师。听完项目报告后，他一肚子问题，当场提了出来，甚至和一名颇有年资的同行起了争执。
　　最终，何品晶提出的疑义没有被重视，项目还是进行了。可是数年之后，项目以失败告终，而原因正是他所提出的问题。重新启动项目的时候，何品晶再度被请去担任评审组成员。
　　星期日：当人们重新来找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何品晶：那时候有人问我，你提出的观点被证明了，很高兴吧？但实际上我非常不开心。因为非常痛心。有时候还会导致公众或管理部门对某类环保技术不信任，其实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工程没做好。
　　星期日：是的，我听了也很痛心。不仅仅纳税人的钱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被污染的河流也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何品晶：这样的事情很多。当时我指出问题，人们会说我过于认真了，但事后我担心的问题往往发生了。所以慢慢地，我的专业能力开始被认可。
　　星期日：所以，你的话语权是建立在专业能力上的？
　　何品晶：应该是这样的。讲课的时候，我要把一个故事讲清楚，不是说它现在是这样，而是说它从哪里来，发生了什么，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尤其是专业课，内容应该是动态的东西，还要告诉学生它会往哪里去，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学生有了这样的理解后，再去想事情，就不是被动地接受，会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为什么现在是这样，未来会发生什么。仅仅掌握一些处理专业问题的方法是不够的，这是应试教育的模式，关键要去了解其背后的逻辑。”
　　去了解背后的逻辑，是何品晶的一个习惯。
　　1997年左右，杨浦区水利部门通过同济大学找到何品晶，请他参与区内河道治理的工作。当时，杨浦区的一些河流和全市河流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由于接受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河流渐渐地失去它本来的颜色，变得肮脏，臭不可闻。
　　关于河道治理中的底泥处理，专业领域里一直有两派意见，一种是认为该挖掉，因为这样才能改善水质；另一种是认为不该挖，因为底泥已经在水底了，一旦去挖，反而扰动了它们，加速了污染物的释放。还有，在哪里挖，挖多深，挖出来的底泥怎么处理，都是问题。
　　何品晶不忙着做出“挖”或“不挖”的决定，他对杨浦区水利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说了自己的想法：“首先我要了解污泥的性质，了解它主要的污染因子是什么。具体了解了这是什么东西，才能分析需不需要挖，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问题，这样性质的底泥，需要用什么样的专业方法来处理？”
　　星期日：在你的描述中，我听到了你的方法论，你先要了解你所要打交道的对象，然后你再去寻找处理它的办法。
　　何品晶：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搞清楚对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凭感觉说，这个东西是有污染的，那我就要拿掉。专业人士会知道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污染物能全部拿掉吗？拿的过程中还会发现很多问题。
　　星期日：你当时怎么去了解那些河道底泥的性质？
　　何品晶：我记得我们的工作，是从那一年的夏天开始的，那年夏天非常炎热。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和助手，十个人不到，骑着自行车去那些要治理的河道边。河水的味道臭烘烘的，下去后有一种雾气蒸腾、令人窒息的感觉。在我们去的时候，水位被控制到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我就穿上高筒雨靴从河岸边上爬下河，取样封存，带回去进行分析。
　　星期日：你的回忆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幅非常形象的画面——雾气蒸腾、窒息的河边，一些专业人士在努力地寻找想要医治它的办法，后来效果怎么样？
　　何品晶：我的方法论是要摸清对象的特征，然后再找对策。取样分析之后，我们提出专业的建议。首先要把排泄口堵掉，削减人类活动增加的污染物量；其次对底泥进行处理，减量减毒；还进行污水外排处置工程，将与局部自然物质循环不相容的污染物，在更大的自然区域内进行循环。在做了很多工作后，那些河当然变得不再那么臭烘烘了。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人们希望河道治理能够马上出效果，变成一条清澈、有活力的河流。但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已经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事急不得，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同时必须有很多招数，要逐步恢复，不是打一针就能好的。
　　星期日：我们的河道生病生得太久了，要治好得花很多时间。
　　何品晶：城市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要重新恢复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还是会对河流有伤害，就像开刀一样，它对身体会有伤害。好的河道治理或许要有中医的感觉，要辩证地看问题。以前的城市水系是有生命力的，但渐渐的，它就变成了一条排泄水沟。我觉得我们人类太强大了，好像想让一样东西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在我们希望河流变成接受废水的排污沟时，结果，它真的变成这样了，它就不再是河了。然后某一天，人类突然发现，我们想要河，于是开始忙着治理污染。可说实话，在治理污染的时候，又做了很多伤害它的事情。
　　星期日：当我们想要治理的时候就发现，人没那么强大。
　　何品晶：我们对环境的伤害，有些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当年我们做了那样的事情，就难以让河流回到过去的样子，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同时要接受这一点。我们现在努力能做到的是，恢复成一条有点清，有点鱼，有点生态功能的河流。
　　星期日：听起来真让人悲伤。这是我的感受。那么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你呢？
　　何品晶：我前面说了，固体废物的污染是不可完全避免，这个特性多少让人沮丧，但我们可以继续做一些事情。
　　何品晶经常出国。作为一个环境治理专业人士，他每天被很多概念、词语、说法包围，但他发现，生活中的触动才是最难忘的。在国外，他不经意地会遇到这样的触动。
　　1998年，何品晶第一次去巴黎。有一天，他去商场里买衬衫。售货员把衬衫递给他，他留意到，它没有什么正式的包装，只有一个软软的纸袋。“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用过的？怎么没给我一个盒子？我问售货员，怎么没有包装盒，她问我，你有需要吗，要的话10法郎一个。你看，人家只有基础包装，没有销售包装，其实如果有包装盒，我们拿回来只是拆开之后扔掉，马上就变成了垃圾。”
　　何品晶常常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这件小事，提醒大家，我们习以为常的举动产生数量不同的固体废物。“你们春节里，表达孝心，给长辈买西洋参丸。你们看哦，一个大纸盒，然后里面再几个小盒子，小盒打开，还有一板一板的盒子，剥开，才能吃到里面的西洋参胶囊。那个胶囊是基础包装，是必须要的，其他的，都是销售包装。西洋参吃掉了，这些包装去哪里了？”
　　去国外，何品晶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享受：学术交流。这里头，最有吸引力的，并非有机会学习到新理念、新技术，而是同行间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开会气氛”。“1998年，我去法国做博士后研究，后来也去过很多西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在那里我看到他们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们是如何进行讨论的，我发现自己天然喜欢那种方式。”何品晶说道，“就是开诚布公地谈，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随时打断，随时提出问题，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记得在法国，有一次我做一个综述，查阅了很多文献，然后整理出来做一个报告，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我说的时候，就被打断了，一个伙伴问我：在你的综述中，我只听到了美国的东西，别的国家的呢，你看了哪些？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还看了其他一些，比如法国的，还有地中海国家的等等。当我这么说了之后，他就点点头，表示理解了，说，你继续。”
　　星期日：何教授，你喜欢这样的方式，然后你也把这样的方式用在了你的工作中，是吗？
　　何品晶：是。中国社会讲究人情、面子，可这样一来，事情经常做不好。我尊重事情本身，我的目的是要把事情做好。
　　星期日：你总是有话就说，实话实说吗？
　　何品晶：有些场合，比如说领导在的场合，我说话也会很注意，我会很注意的。但是我保证自己说的是真话。如果不能说，那我就不说，不说也是代表我的一种态度。但是，当我发现我必须要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努力去做。
　　星期日：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的话语权？
　　何品晶：是的。
　　星期日：我们对说真话有种普遍的担心，觉得说了真话之后会被排斥，会受到抵制。你的经验很有意思，说真话也是可以拥有话语权的。你既不受欢迎，又越来越受欢迎，你怎么理解这一点？
　　何品晶：其实对政府部门来说，他们很高兴我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替他们把关。而对我来说，因为我的介入，有一些意见，别人好像听进去了，那种感觉就很好。
　　星期日：别人好像听进去了，那是不是说明你所说的话，你的专业知识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何品晶：当我说的话能推动事情发生改变的时候，我心里是有成就感的。前段时间某地的郊区规划建一个大型垃圾焚烧处理厂，当时我听了，觉得有问题，就提了出来。
　　星期日：你发现了什么？
　　何品晶：那个郊区的情况和市区不太一样。它的人口密度没那么高，需要处理的垃圾没有这么多，当地的环境也不适合焚烧技术。而且垃圾那么远地要集中到一个地方，需要多少成本啊？对此我极力反对。即使是焚烧，多大规模才合适，应该有论证。
　　星期日：反对有效吗？
　　何品晶：后来又论证了一次，其他专家也赞成，政府管理部门接受了这个意见。反对有效，后来那个垃圾厂的规模要比原来小很多。
　　星期日：听到这个结果，你是什么感觉？
　　何品晶：我感到很欣慰，我做了一件事。
　　星期日：你有没有因为说真话，受过伤害？
　　何品晶：得罪人是难免的。有时连带着助手们也会受到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只有做得更好，让自己内心更强大，让自己能力变得更强，那样就会得到更多认可。
　　星期日：得到认可的意思是，让自己的话语权在决策层面的影响力更大？
　　何品晶：是的，把事情做好。
　　星期日：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份话语权？
　　何品晶：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代表你很认真严格地对待你这份事业。很多人不喜欢我，或者看到我怕，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在我面前不敢说“走走形式，让这个项目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地位和名气。他们知道我是不会同意的。
　　认真对待一个专业，它才会“活”起来
　　何品晶的认真，是学习来的。
　　大学头两年，何品晶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从大三开始，他逐渐入了门道，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1980-1987年，何品晶在华东化工学院 （即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7年大学生涯，他觉得最幸运的，是遇见了一些出色的老师。“他们对待学问，对待专业极其认真负责，我深受他们的影响。”
　　事隔三十多年，何品晶还能一口气说出了很多位老师的名字，如教化工原理的方图南老师，教物理化学的陆曜南老师，教专业课的张成芳老师等。他说，这些是他从求学到现在，让他非常敬佩的老师，他们的名字就印在他的脑子里，永远不会忘记。
　　好老师是有感染力的，他们会让学生从内心生发出对专业的兴趣和思考。
　　大学生活，这才“活”起来。
　　星期日：你碰到了这些好老师，就像现在你所教的学生一样，进入了大三，进入了专业课学习时期。
　　何品晶：是的，进了大三就会有专业性转变，这个时候从初中高中一路过来的思维方法、学习方法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必须发生转变。这些老师，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思维的方法。
　　星期日：这些老师是怎么上课的吗？
　　何品晶：那些课程，化工原理、物理化学和一些专业课等，都是非常难学的课，我们开玩笑的说是上完要吐血的。难学，也就难教。我记得这些老师水平非常高，就拿方图南老师来说，有的时候他来上课，经常连书都不带，就靠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那些知识都在他的头脑中。
　　星期日：方老师是一位怎么样的老师，他那时几岁？
　　何品晶：他那时好像50多岁，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荒废之后，依然充满了教学的热情。他个子矮矮的，人长得很清瘦，很严肃。他平时是不大笑的，即使是笑，也是一闪而过的，很难让人发现。
　　星期日：他的课什么吸引了你？
　　何品晶：我觉得一门课最大的有趣点就在于课程讲得清清楚楚，逻辑非常清晰。他们当时上课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有大量的作业，大量的测验。有时会突然叫学生起来回答问题，那时我们心里是很忐忑的，如果回答不好，就站在那里，所有人看着，很不好意思。除了严格之外，他们对学生又非常好，如果我们过去问他问题，他会给你仔细讲一遍，如果没听懂，他会换个方式再讲，如果还是听不懂，那就再换个方式。这既是态度，也是水平，只有有了这两者，才能耐心地不断变换角度来解释一个问题。
　　星期日：你当时去问他们问题吗？
　　何品晶：当然，我经常和老师们讨论问题。我算是比较勤奋的学生，那时上这些难学的专业课，我几乎花了我所能花的所有时间，除了生活必不可少的事情外，其他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我有一种吸饱了知识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好的。在大学里我真的学到了很多，我觉得自己在后来没有学到太多新的专业知识，只是在不断地应用，不断积累经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感谢并怀念自己的大学时代。
　　星期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老师教给你的还不只是一种思维方法，而是他们身上流露的一种精神？
　　何品晶：是。也许是那时我们的价值观比较单一，认为知识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有些东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比如说那时大学校园内老师如何对待教学，对待自己的事业，如何对待一门课，如何对待学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应该是那样的。那时的人在今天看来到了有点刻板的地步，不大会走捷径，都是一板一眼的。我只是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太缺少一板一眼了，我们太讲灵活，最后灵活得自己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灵活到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了。
　　何品晶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严格的老师。
　　近两年，同济大学推行了“评选研究生好导师”的活动，把一些老师的名字放在校网，让学生去打分。去年，何品晶被评上了。校园媒体的一个学生记者发来邮件采访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何老师，你在学生心目中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这么严格的老师怎么会有这么多选票？”
　　星期日：当你听到学生对你的评价是“严格”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何品晶：说实话，当我在邮件中，看到那个学生记者这么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有点不太高兴。我并不是对那个学生不高兴，我感到诧异的是，严格就这么被反感吗？顺着她问题的逻辑，就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好像是不会得到这么多选票的。学生看到老师严格就会有意识地排斥吗？这让我很不安。
　　星期日：你不安的是，严格已经不是一种被认同、被欣赏的品质了？
　　何品晶：我没有马上回复她，我感到蛮失落，挺失败的。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曾对学生说过，你们的身上毛病就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是我们没有做好。当我在批评学生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批评自己的教育。有时我严厉地批评学生，他们或许会感到痛苦，但在这其中我也感到自己很失败，我没有把他们教好。第二天，我才回复那个学生。我在邮件中说：你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你应该去问投票者。我能说的是，是的，我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我觉得严格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你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态度，说明你是很认真的。
　　星期日：我从同学那里了解到，你对研究生更严格些。每周都要开一次讨论会，每个人会汇报自己所做的那一部分的工作，会议的形式是，大家都可以对那个汇报的人提出自己的问题。而其中，你的问题是最多的。
　　何品晶：是的，刚开始，这样的方式有些人会受不了，有学生会委屈地哭。现在，大家都习惯这样的方式了。
　　星期日：你是不是想在自己的教学中也推行你在国外体验到的那种专业交流气氛？
　　何品晶：有一次我在美国访学，应邀去参加一场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一名博士生开始谈自己的论文，刚开始讲了几句话，一位老师就打断：“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博士生马上进行解释，另一个老师说：“你的这个解释我听不懂。”学生只能再进行解释，好不容易过了这个问题，再往下讲，马上又被打断：“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依据是什么？”美国老师比较客气，问我：“何老师，你没有问题吗？”我说：“我有问题啊，不过我等着学生讲完他的论文，再提出来。”在我们国内，都是学生讲完自己的论文后，评审老师再问几个问题，所以我遵照着那样的模式。“没事，你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美国老师说话很干脆。这挺让我吃惊的，美国的博士要这样过论文，那可真是难啊。我喜欢那样的专业气氛，他们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事，不是说跟你过不去，而是更多地想着这件事。
　　星期日：是什么让你相信严格的信条？
　　何品晶：我们工程类的学生，需要计算。我对学生说，你会的，就绝对不能算错。我们现在很多问题，不就是属于算错了吗？你看我这边有很多评审过的报告，我随便翻一本给你看，里面可以找到很多错误，漏掉的、算错的。如果你给他们提出来，他们会觉得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不要那么认真嘛。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觉得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但反过来问，什么东西才是你在乎的，你连这个都不在乎，你还能在乎什么？现在大家似乎都很着急，都希望在一两月后就能轻松获得一些东西。社会慢慢变成这样的话，我们会非常失败。我跟很多学生说，如果我们不认真严格地做好事情，我们会没有未来。
　　星期日：何老师，我也想坦率地问你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当你向同学提问时，你心里有情绪吗？我的意思是，你心里有对这个学生的着急、失望、或者指责吗？
　　何品晶：主要还是着急。
　　星期日：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你是否好奇，这世界上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把事情做好，也能照顾他们的自尊？
　　何品晶：我想应该是有的，只是我做得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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