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秦奋，男，41岁，毕业于同济大学电气工程系，1993年赴德国留学，现在德国爱尔兰根大学计算机辅助电路设计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提示一：经济压力。借钱出国的本意是为了读博，但是真到了国外，迫于经济压力只好暂时放弃读博。

　　★提示二：签证。学生签证改工作签证，只有“公共利益存在”才有可能。

　　★提示三：团聚。妻子赴德曾一度被拒签，写信“上书”到德国总理府，结果……

　　生于河南，长于河南，一直到1979年高考，我考入同济大学电气工程系，来到上海。此后5年本科、3年硕士、5年大学讲师，都是在同济度过的。

　　1993年萌生出国的念头，也是迫于现实。一来觉得在高校发展，需要有段国外留学的经历。二是因为房子问题。当时在同济结婚户分房刚刚轮到夫妻双方平均年龄满30岁的家庭。算下来，我们还要再等3年。至于选择德国，一是因为在同济学过德语，二是去德国能用钱作担保。

　　还债，还是读博？

　　借钱去德国，本意是为了读个博士。怎奈真到了德国，为了还债却不得不暂时放弃读博。人生，很多时候就是个悖论。

　　当时的担保金是4万马克，这对出国前月工资只有250元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但靠着在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的朋友和国内亲戚的帮助，还是凑齐了。

　　开始在德国也还算顺利，爱尔兰根大学外办破例允许我在没有通过PNDS考试的情况下先以正式学生的身份注册，以便我能集中精力去找博士导师。这在当时是个极大的帮助，不仅为我赢得了时间，而且为我节省了很多开支，比如我马上就能享受AOK医疗保险，也不用付钱去学德语（我学德语的全部费用就是PNDS考试报名费5马克）。

　　在此期间，为使我妻子也能到德国来读书，我又借了3万马克，作为她的担保。这样，我一共有7万马克的债。当时做学生工一周10小时，每小时12马克，连自己在德国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不要说还债了。那时，每天晚上一安静下来，就想起7万马克的债了，心理上的压力非常大。

　　这时在达姆斯达特工业大学读博士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你如果想在读博士期间拿一个完全的位子，一般来说，需要一个德国的学位。从这点来看，你应该先去读硕士。

　　这样，我暂时放弃了读博，转而“攻读”硕士学位。我想，基于我在同济的基础，在德国“混”一个硕士应该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打工和追求自己的兴趣。

　　在德国西门子打工

　　爱尔兰根是个大学城，同时又是个西门子城，打工当然先想到西门子。

　　1995年初，我在那里申请到一个学生打工的位子，在从1995年3月到1998年4月共38个月的时间里，我有17个月是每周35小时全天工作，21个月是每周17小时半天工作。这是作为一个学生允许工作的最大限度，我一天也没耽误过。

　　在西门子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对专业不熟悉，需要从头学起；第二个困难是由双方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自己总觉得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没有家庭不在一起的问题，不用愁钱，不用考虑以后的工作去向，也不存在语言问题。这样，有时很压抑，和他们一起也就没有心思。

　　我曾接到过一个关于高速铁路接触网的翻译任务，是为一位著名的专家到北京的报告作准备。原稿是英文的，有120页左右，时间是一周。在接任务时，我部门的头认为时间太紧，倾向于不接。由于这位专家是西门子曾经创造铁路高速运行世界记录主要人物之一，我想他的经验对中国工程师肯定会有帮助，所以硬是把它接下来了。西门子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10小时。这样我每天分秒必争，终于赶在他上飞机前把资料交给了他。哪知，这个博士却恼了，极不客气地说：“太晚了，我不要了。”话虽如此说，资料还是带走了。我回到公司，对部门的头儿半开玩笑半气愤地说：“今天，我算是见识你们西门子的工作哲学了，如此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头儿知道了整件事的始末后，对我说：“秦奋，这肯定不是西门子的哲学。”他立马跟负责人汇报了此事。圣诞节快到了，负责人送了一个相机来，说是给我的礼物。弄的我倒不好意思起来。负责人当即解释：“这是对你工作的认可，是你应得的。”

　　后来我觉得渐渐就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比如一起参加讨论和一般的技术培训，周末也常参加他们的结婚和生日等庆祝活动。

　　如今我常看同事门当时送的礼物：一张卡片，封面上是一个人在流泪，旁边写着“可惜你要走了”，里面是50多位同事的签名；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比赛的运动衣，上面印着我的名字和39号，这是当时这个部门的编号。在西门子的这3年彻底消除了西方大公司对我的神秘感。

　　解释“公共利益存在”

　　从西门子出来，我重新将注意力转回了学校。正好逢到校内的一个研究所招人。在德国，一个研究所往往由一个教授主持，一切事务都是他说了算，包括招博士生。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准备了简历，去了那个研究所。

　　见了教授，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顺利。因为事隔多年，教授对我在中国的学业有所怀疑，他没有当即答应我读博，但还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先留在这里做硕士论文，其他以后再说。”

　　我的运气比较好，刚好研究所里有一个研究员怀孕，我去顶了她的差。这段时间，原来在西门子学到的那些工作哲学派上了用场，我提出了很多建议。3个月后，我的硕士论文完成，教授开始考虑把我留下。

　　但是我的学生签证马上就要到期。德国当时没有绿卡，想要在德国长期留下有三个途径：其一是与德国籍人结婚，我在国内有妻子，此路不通；其二是符合标准的国际难民，当然更不通；其三就是“公共利益存在”，也就是对德国人民有用。当时的“公共利益存在”只是一种政策概念的东西，没有实际标准，很难操作，但我只能寻求这条路了。

　　研究所的教授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证明我已被他雇佣，请求予以方便。然后我自己拿了这张“条子”来到当地政府。哪知，政府人员并不买账，退给了我，理由很“冠冕堂皇”：“你从发展中国家来，你应该回去为你的国家服务。”我不甘心：“我要求诉求公共利益存在。”那人冷冷地回了一句：“德国少你一个不少。”

　　我回去后，教授又打了一通电话到政府，重申我在为联邦政府服务（因为当时我们负责的一个课题刚好是联邦政府项目），这才搞定。2002年底，因为工作需要，我又去办了绿卡。在同一个地方，这次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这种速度连我自己都很预想不到。要说原因，那是因为现在有了具体的标准，而当年的“公共利益存在”还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

　　细细想来，政府的工作效率的提高，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标准化”啊。

　　上书总理，只为团聚

　　到德国的第二年，开始为了和妻子能在德国相聚而努力。

　　1994年，妻子第一次签证的时候，上海方面通过了，但是需要她保证：我们的女儿不过来。妻答应了，成功了一半，本以为接下去应该顺利了。却不料，德国方面还是拒签了。且德国方面不需要陈述拒签理由。我去政府询问：“半年后重签，是否会有希望？”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人有权利一定要到德国念书。”意思就是说以后也一样没机会。

　　后来当地的电视台来采访留学生生活。我感慨地说了一句：“德国很美，但不是我的家。”电视台方面大惑不解，后来知道我的问题后，尝试帮助我，未果。

　　我的一批德国朋友也相当不解，在他们看来，德国是一个很注重家庭观念的国家，这种拒签可以发生在其他国家，但不应该发生在德国。

　　1994年12月份，妻子第一次拒签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希望能得到帮助。一个礼拜后，收到回信。信中说：“德国是联邦国家，教育属于州管辖的问题，我们把您的问题转到巴伐利亚州去……”巴伐利亚是爱尔兰根所属州，转了一圈，又转回老路了。看来，给总理“上书”也没用。

　　当然，事情总在变化中。1999年，我因“公共利益存在”拿到“绿卡”后，妻子的赴德问题变得简单起来。

　　可惜，当年想过来的时候不让来，现在能来了却不大想来。理由是渐渐长大的女儿。这个时候如果去德国定居，国内的学习基础就会断节。而且德国说到底只是异乡，以后终归要回来的，这时，女儿再回来，对她的成长以及将来的社会竞争力都不好。

　　与家庭不在一起，多少也是出于无奈。为此，秦奋总觉得欠妻子和女儿很多。所以，每年她们来，他都尽力去做些弥补。当他看到她们在西班牙和希腊的海滩上晒太阳、在巴黎街头漫步、在观看阿尔卑斯山雪景、在维也纳听音乐，脸上露出的笑容时，内心深处才有一点小小的安慰。

摘自：解放日报 2004-06-10 11: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