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情结，让阮仪三对历史名城的保护“生死相许”呢？

　　在同济大学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记者与阮教授面对面。说起古城镇，他的话匣子就很难关上：“过去的建筑是一群舞蹈家，一起翩翩起舞非常优美、有韵味。现在的许多建筑却都以我为主，各不相让，你穿红的，我穿黄的，站在一起很不协调。


　　“各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一种韵味一种美感。过去我们的江南古镇，诗情画意，有很多的美感。西塘是婉约的，乌镇是秀美的，南浔是疏朗的……不信你去看看，确实就是这样的。前年，要修苏州到周庄的公路，当年乌镇在镇上修公路，这就好比在美人的脸上划一刀，你说多煞风景！

　　“有人说我会骂人，你说那些古城镇的败家子，该不该骂？有的地方城市保护要拿三五百万说没钱，但建假古董却能花上亿。和他们说城市保护，不想接受就说我的观点新鲜。我说：我的观点不新鲜，你的脑子很糊涂。”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阮仪三教授说：“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一片开发建设中，我是真的忧心如焚。当时很少有人能听得进你的话。那我们就从推土机下抢救，救下一点是一点，只希望不要把我们好的东西都弄光。平遥古城就是那个时候抢救保护下来的。

　　“2000年以后，我所担忧的是，许多人都看到保护取得成绩了，全国的假古董都垮了，而保护好的都名利双收，产生效益了。现在都晓得要保护了，也晓得申报世界遗产了。但当申遗成风，我就担忧了。现在担忧的是把保护看成是获取经济效益的一个手段。因为凡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造成的深层次破坏是根本性的。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做不好是从内部进行深层次的破坏，而且举的是保护的旗号。

　　“现在保护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从保护我们民族优秀的遗产来认识。中国城市的特色丢了，但还没丢尽，要求我们去恢复和创造，创造我们的新城市新风格。”

　　“过去历史上从来不说宋代建筑、明代建筑、清代建筑，但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征。清代人不会去建明代建筑，明代人不会建宋代建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而我们现在仿明清仿西洋，欧陆风情泛滥成灾，这是文化贫瘠的一种表现。”

　　阮仪三说：“新时代要创造自己的新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留存古代的遗产，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知道，这是清代的、这是明代的……而且它还在发展。我们给下一代什么东西？给他们一堆大杂烩？我们留存古建筑是为了研究借鉴，创造我们的新建筑。现在科技发达了，现代建筑都用钢筋混凝土了，高楼多了。但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不会改变，一年四季的气候改不了。人还是从自然中来的，现在城镇千镇一面。但原来江南六古镇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虽然它们在同一地域同一历史阶段形成，但由于本身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演变、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古人讲天人合一。每所房子都有天井。我现在到处宣传天井。天井通天通地，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房子要包起来，要安全要保暖，防外来侵袭，但又要开朗、通天通地。天井，井通地，井就是泉，泉就是人的命脉。过去造房常发现人家里厅堂有井，原来是在房子改建中前面人家留下的井，他不好填了，因为堵了就堵了泉眼。这是尊重自然，因为泉眼是不会变的。有泉眼的水是清的。”

　　阮仪三推土机下救平遥，这事许多媒体都报道过。其实，阮仪三保护古城镇的故事还有很多，这里就说说乌镇保护记。

　　乌镇是著名作家茅盾的故乡，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古镇，乌镇的转船湾河埠头很漂亮。10多年前，阮仪三拿了国务院文化部的信去当地搞调研做规划，阮教授说，当时他有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是乌镇人。他们两人去乌镇做规划，还做了模型。当时做规划都是他们自己贴的经费。但规划做好一年后，他听说乌镇提出“旧镇换新貌”。因为茅盾故居有许多人来看了，没地方停车，要修一条公路。

　　古镇本身很完整，十字型的街，要修公路不就把古镇破坏了吗？阮教授坐不住了，虽然当年从上海到乌镇还很不方便，要先到桐乡再换车，或到南浔换船前往。说服不了当地的有关负责人，他又跑到北京找有关部门，最后找到当时的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发了一个“茅盾故居不能破坏它周围环境”的函给浙江省政协。之后又赶到浙江，请浙江省政协发文给当时的桐乡县政协。这样，修路的事停了下来。

　　但过了一年，1989年，路还是修了。而这事阮仪三两年后陪两个外国朋友到乌镇才知道，当时他真的吃了一惊，既心痛又气愤。到了20世纪90年代，周庄红起来了，同里也红起来了，乌镇的人也醒了，便找到了阮仪三。

　　阮仪三对他们说：“你们要真保护，第一不是为了功利，第二要认真做，不要急得要死，想让我明天就拿出规划，后天就实施。古街都要铺石板，老桥都要恢复。”但亡羊补牢，乌镇还是幸运的，总算保护了下来。

《扬子晚报》2003年01月22日